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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百花文學名詞解釋篇一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口號

文學界遂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乎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學》，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注：在當代中國，“特寫”與“報告文學”一般是可以互換的體裁概念。但在這個時期，劉賓雁、耿簡等的寫作，并不是那種要求寫“真人真事”的特寫，而是可以概括、虛構的“研究性”特寫。

這種體裁，后來沒有得到發展。)《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后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注：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

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后，《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物，紛紛發表在思想、藝術上的探索性作品，它們或者在取材、主題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視點和表達方式。比較重要的有：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準)，《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臺》(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前后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于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

他們從前輩作家那里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并從蘇聯的同行那里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后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補充：

“百花文學”在一個特殊的時代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貢獻了“新質”。這一獨特的文學存在，不僅上承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文學的起好范式，而且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先河，具有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