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四十自述》里曾有這樣一段文字：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情感的話。”
　　
　　這樣的母親當然對兒子胡適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極大深刻的影響。我14歲（其實只有12歲零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20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幼年的經歷，使胡適懂得了：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
　　
　　歷史學家何炳棣在其名著《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曾這樣寫道：
　　
　　“某日上午九點左右，我（何炳棣）剛要進城，廚子向胡先生（胡適）遞上一張名片，胡先生相當生氣地流露出對此人品格及動機的不滿，但想了一想，還是決定接見。當我走出門時正聽見胡先生大聲地招呼他：‘這好幾個月都沒聽到你的動靜，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戲？’緊隨著就是雙方帶說帶笑的聲音。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之一：對人懷疑要留余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何炳棣感慨：“這正是我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