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現實認知觀的基礎上，對其描寫成非常態性現象。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側重于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強調情節的生動性和連貫性，較適于口頭講述。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毛爺爺的故事范文四篇,歡迎品鑒!

毛爺爺的故事1

　　有轎車不坐

　　老紅軍楊辛克，貴州松桃人。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毛主席的警衛員。后任抗大學員、八路軍129師358旅教育干事、指導員、公安總局科長、豫西地區副專員、貴州省工業廳副廳長、省經委副主任。1983年6月，楊辛克同志向我回憶起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車還是騎馬而引發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戰時期的延安，中央領導到哪里都是騎馬或步行。一位華僑送給延安兩輛小轎車，警衛戰士們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

　　可是沒料到，在分配車時，毛主席提出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照顧年齡較大的同志。

　　盡管大家都希望配給毛主席一輛轎車，可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一臺配給了主管軍事工作的朱老總，另一臺配給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吳玉章）。

　　一次，毛主席騎馬去棗園開會，在回來的途中，馬突然受驚，將主席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左手摔傷了，手腕腫起老高。擔任警衛員的辛克既著急，又害怕。主席見他緊張，一邊安慰他，一邊把馬韁繩遞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總和“五老”都要把車讓給毛主席坐，甚至把車都開到主席跟前來了，全讓主席給“攆”了回去。

毛爺爺的故事2

　　親手工作算自己的勞動

　　四川閬中人熊云，1933年參加紅軍，曾任中央軍委機要科譯電員，華北特種兵新建工廠政委。1983年6月，我還在編輯《星火燎原》的時候，聽他講了毛主席在延安參加大型生產運動時的經歷，至今記憶猶新。

　　1942年底，延安大規模生產運動開始后，毛主席更加忙碌。他有一個習慣，喜歡晚上工作，有時候忙碌是通宵。這樣，毛主席的睡眠時間越來越少。在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中，他經常忙碌一晚，第二天下午照常和中央機關的同志一起去工作。

　　當時熊云在中央機要科當譯電員，和主席一起住在棗園。棗園有一排窯洞，用兩面墻隔成三個院，主席住在北邊的院子里，機要科住在中間的院子里。

　　機要科的同志們看到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時間卻那么少，很擔心他累壞了身體。趁主席到地上去的時候，他們幾個機要員一合計，就搶著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幫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了笑，看著他們這群十六七歲的年輕人，揮手示意不讓他們幫忙，并說：你挖的地，不算我的勞動，親手干才算自己的勞動。

　　就這樣，毛主席花了幾個下午，親手挖了兩畝多地，在地上澆了水，施肥，種了番茄、辣椒等蔬菜。不久，綠色的蔬菜和豐富的果實使棗園的后山坡更加美麗。

　　看著這豐收的景象，中央機要科的同志們非常感慨，因為在這片土地上，灑下了毛主席辛勤勞動的汗水！

毛爺爺的故事3

? ? ? 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信中寫道：“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在給陳嘉庚的信中說：“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并祈賜復。”在給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說：“至盼先生摒檔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對于這些民主人士，毛澤東用了幾個極為謙遜的詞，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賜復”“至盼”等，謙虛之情躍然紙上。

? ? ?1949年６月，毛澤東再次誠邀宋慶齡，寫道：“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匆卻為盼！”信中的謙詞——“違教”“仰望”“趨前致候”“敬希命駕”“就近請教”“至祈匆卻為盼”等，字字彰顯出毛澤東為人的謙恭和對革命事業的孜孜以求。

? ? ? 謙虛是一種品格，一種姿態，一種風度，一種修養，一種胸襟，一種謀略，更是一種智慧。從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的謙虛風范可以看出，“謙虛”，蘊涵了對中國共產黨人理想、宗旨、奮斗目標和作風風范等極為豐富的時代要求，開拓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走向執政地位的新視野和新境界。

毛爺爺的故事4

　　毛主席對毛岸英“約法三章”

　　“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毛主席對自己兒子的“約法三章”。一些領導干部的腐敗，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發的，如果他們也用毛澤東的這個“約法三章”，黨內又何來因子女而產生的腐敗呢？

　　田志芳，四川廣安人。1933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營長、團參謀長，建國后，曾任東北軍區后勤部車管處處長、沈陽軍區后勤部軍事代辦處顧問。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說的延安時期毛主席對兒了毛岸英嚴格要求的故事，對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機關大食堂吃晚飯時，田志芳發現新來了一位同志，高個、寬肩、體格健壯，著一身洗得干干凈凈的藍布軍裝，顯得很精干。他發現這人有些面熟，在哪見過呢？尋思半天，可怎么也沒想起來。

　　吃完晚飯，田志芳來到楊家嶺溝口的花園。這里原來是個墓地，叫楊家墳。中央機關搬到楊家嶺后，就在這里種上花草、瓜菜，便成了個小花園。這會兒，紅茸茸的雞冠花、紫幽幽的牽牛花、黃橙橙的南瓜連成一片，別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個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風文件準備看上兩頁。這時，只見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和一個青年慢慢走來，細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們一邊走，一邊親切交談，從他身旁走過。他連忙問身邊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誰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剛從蘇聯回來。”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兒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腦門，怪不得面熟呢，原來是毛主席的兒子。

　　可他又有了疑問：“怎么毛主席的兒子還和咱們一起吃大灶？他剛從蘇聯回來，能吃慣咱這小米飯、山藥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說：“毛主席一向對自己要求嚴格，給毛岸英‘約法三章’，要他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啊，原來是這樣。

　　過了一段時間，看不到毛岸英同志來大食堂吃飯了。后來，在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來了。他的臉變黑了，身體也瘦了。一打聽，原來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兒子派到最艱苦的山區，上“勞動大學”去了。在那兒，他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身為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子女嚴格要求，使邊區軍民很受教育。由于黨的領導同志都這樣以身作則，所以，艱苦奮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