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帝國滅亡，在商業世界引起的一個連鎖效應，是“天下第一商幫”晉商的“殉葬”。
　　
　　山西商人從明朝中葉起就以善于經營而崛起，他們在中國北方以及俄羅斯、日本等北亞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控制了綢緞、茶葉貿易。而他們最大的商業模式創新發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遙縣，一個叫雷履泰的人發明了“通匯通兌”的票號模式。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顏料行的掌柜，他發明了“匯銀于此，取銀于彼”的匯兌模式，他設計了一套完整的匯票防偽辦法，能夠保證異地兌換的安全性。他將顏料行改成了票號，起名為“日升昌”，掛出的牌匾就是四個字“匯通天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日升昌在國內主要城市開出35家分號，形成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匯兌金融網絡。可以說，晉商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他們也因此成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幫。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經過山西時，山西票商盛情接待，還支付了這個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銷，日升昌因此還得了一塊“急公好義”的御匾。然而，戰亂給票商造成了慘重損失，京城一帶的山西票號分號被搶劫一空，賬本被燒。王公官吏們帶著存折或銀票逃到山西，要求兌現銀錢，票號東家們挖出自己窖藏的銀子，咬牙兌付。20世紀最初的10年，帝國搖搖欲墜，與之關系密切的票號也病入膏肓，時局穩定時，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戰亂，票號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義后，各地票號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僅日升昌在京都等5個城市被搶的銀子和財物就超過15萬兩。天下更易后，清政府所欠的巨額債務無人承攬，票號遭到滅頂之災，據計算，晉商因中央財政破產而造成的損失超過1200萬兩白銀。更致命的是，票號模式受到了新興的商業銀行的挑戰。一些先覺的票號掌柜曾經商議將票號改組為銀行，但是亂局之下重組無術。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號，被拖欠的債權達3100多萬兩白銀，日升昌17個分號中債權近300萬兩白銀。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升昌宣布破產。
　　
　　就在日升昌破產的8個月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寧波路的一個石庫門房子里開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7萬銀元，職工只有8人，總經理是34歲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生陳光甫，他問員工，“我們該怎么服務于顧客？”員工答，“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多少，1000元還是100元，我們都要熱情接待。”陳說，“你只答對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錢不辦，我們還是要熱情接待。”
　　
　　陳光甫辦的不是第一家民資銀行，但卻是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銀行。這之前，所有的票號、銀行均將攬資對象定位于政府、企業和有錢人，陳光甫卻把目光對準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一元賬戶”，只要有一元錢就可以在他的銀行里開戶，商業儲蓄銀行因此被同行譏笑為“一元銀行”，但是，正是這種平民理念讓陳光甫別開天地。他將西方銀行業的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國金融業，先后開創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儲蓄種類。在后來的20多年里，陳光甫先后在國內開了80多個分行，還在美國、英國設立分支機構，儼然成為最重要的民資銀行。
　　
　　從雷履泰到陳光甫，中國金融業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