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而且，最終，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全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以至于某些呼風喚雨于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一些行徑茍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余力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這乃是中國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