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虛擬了與大人物的訪談形式，他們的回答全部來源于真實的記錄。從他們的態度中，或許我們可以發現，向死而生，活著是痛苦摻雜著快感的時光，值得人去為之奮斗和享受，乃至陶醉和貪戀。生命是美的，苦難中的人體會得更深。
　　
　　你巨大的勇氣來自于哪里？什么可以支撐著你的生命讓你繼續活下去？
　　
　　索爾仁尼琴：二戰快結束的時候，我因寫信批評斯大林被捕，我的第一間牢房，是我的“情人”，在那里我才開始了解自己的內在生命，傾聽靈魂的聲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監禁和做苦力的雙重煎熬下，禍不單行，我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禍兮福所至”，在手術做完的后半夜，我和躺在另一張手術臺的一位基督徒囚犯進行了對我一生來說最關鍵的交談。雖然在黑暗中我們看不清對方的臉，但那位基督徒醫生，詳細講解了他的人生。在那個漆黑的夜晚，我不僅聽清了那洋溢著福音的聲音，而且那些話語，像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像鹽，給了我后來試圖治療人類心靈腐爛的永恒藥方。
　　
　　你害怕死嗎？
　　
　　索爾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時候，我父親的早亡對我產生了一些陰影。他27歲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學夢想實現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歲至40歲期間，我對死亡的態度發生了改變，變得非常坦然。我認為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并不意味著一個人存在的最后終結。
　　
　　在你遭受著苦難和流離的時候，是什么在支撐著你？
　　
　　曼德拉：有我的童年，我學會了如何用彈弓把飛著的鳥從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類；如何直接從牛的乳房吸取熱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涼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線和一頭磨尖的鐵絲釣魚。那是一個甜蜜的、無憂無慮的世界；也有我的牢獄生涯，監獄沒有毀掉我，我獲準種植一片小花園，全心投入，在干枯的土壤中種出蔬菜，供應廚房。監獄還讓我懂得控制自己——在號子里一個囚犯幾乎控制不了任何事，除了控制自己。永遠難忘的是我的16歲帶給我的勇氣——那一年，我在部民的眾目睽睽之下接受了割禮，這是我人生勇氣的第一課。我的心里雖然仍然有痛，但這一次使我懂得勇敢并不是毫無恐懼，但我們可以選擇反應方式。
　　
　　你被投入“死亡島”上的日子是如何度過的？那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獄。
　　
　　曼德拉：我們下飛機踏上羅本島的那天，天氣陰暗，凜冽的冬風透過單薄的囚衣，打在我們身上。迎接我們這群被判處終生監禁的幾名非國大成員的，是一幫荷槍實彈的獄警。我們旋即被押上囚車，送到一幢獨立的石造舊建筑物前。獄警命令我們脫光衣服，然后他給我們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種族隔離的條例甚至體現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凱西拿到長褲之外，我們每人都是給的短褲。我穿上短褲，但我發誓：我穿著它的日子不會很長。拿著剛發的三條薄得幾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后面，我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盡頭的單間牢房。牢房門口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N·曼德拉，466/64，表示我是這個島上1964年以來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濕氣味撲鼻，且十分狹小，只有三步長、兩米寬，躺下時雙腳會碰到墻壁，頭則緊挨著另一面墻，是名副其實的“牢籠”。然而，地獄也是有兩面性的，人性本善，我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結下了深厚情誼，我出獄時，寫給他一封信：“20年來我們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今天結束了。但是我會永遠記住你，謹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誠摯的問候，并請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格瓦拉從小就是個堅強的孩子嗎？
　　
　　格瓦拉的父親：1930年5月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小埃內斯托（格瓦拉）去游泳。中午，我去俱樂部找他們，預備和他們一同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著一身濕漉漉的游泳衣，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游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基本沒有認識到如今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軟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從此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不過，他的堅強從小就可以看出來，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格瓦拉經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環游。1950年1、2月暑假時，他游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4000多公里的行程。在道路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做了幾個月的義工。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我們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他在此時的一篇日記中寫到：“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曾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現在很多年輕人把你看作精神偶像，你對此怎么看？
　　
　　切·格瓦拉：我的綽號你可知道？是“Che”。因為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治，母親擔憂我被征用做軍醫，讓我逃離阿根廷。1953年12月24號那天，我到了危地馬拉。在危地馬拉，我竟得到了一個出名的綽號“切”（Che），“Che”是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域被普遍運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現驚奇的常用語，相似于漢語中的“喂”“喔”，這點燃了我的激情。后來，我也曾寫信給我的孩子，我對他們說，你們應當永遠對于世界上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品質。這句話我或許也應該送給所有的年輕人。
　　
　　人皆有死，你怎樣看待死亡呢？
　　
　　史鐵生：死是一件無須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我發現在醫院里一般人都怕說死這個問題。有一次我遇見一個詩人，我說到這個問題，他說你別說。我說你連死的問題都沒想過你寫什么詩呀？我覺得，天國這事兒一定要在過程里，否則就成地獄了，到那兒整個就是一個傻子。
　　
　　你理解的樂觀應該是怎樣的？
　　
　　史鐵生：我常說這樣的話——人的思想不妨先鋒一點，人的行為不妨保守一點。在寫作上，我不排斥悲觀主義，也不排斥懷疑主義。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選擇了活著，干嘛要痛苦地活著呢？不過，傻樂可不成啊！傻樂不算是樂觀！
　　
　　賈平凹說，“病是小死，死是大病。”你認同他這個說法嗎？
　　
　　史鐵生：這話說的對，應該是這樣。也許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沒有人不死的。可是人對死的看法卻完全不一樣。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我是覺得，不知死，安知生？北京有句罵人的話，叫“你不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