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和出身是每個人無法選擇的，一點沒脾氣，就靠運氣了。我的相貌實在沒走好運，任何看我不順眼的人都可以拿我相貌開涮；我的出身好像被照顧了一下，連說我“痞”也要在前面加上“名門”兩個字。可是我到是覺得老天最照顧我的就是沒給我相貌；最損的就是給了我這“家庭背景”。
　　
　　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我長得很難看是十歲左右的時候。那還是70年代，我媽媽帶我去北京飯店理發(fā)，這在當時可是一件大事情，因為北京飯店只有外國人和高級干部才能進去。我媽領著我走在長長的，有紅地毯的走廊里，兩邊的服務員都說：
　　
　　“呦，這您的女兒啊？”
　　
　　“她可沒您漂亮！”
　　
　　“她怎么一點兒都不像您！”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兒了！”
　　
　　“是不是醫(yī)院里搞錯了？！”
　　
　　“她怎么長得這樣？真沒您好看，你看那臉！”
　　
　　說得我進了理發(fā)店就嚎啕大哭，我媽問我為什么這么傷心，我說他們都說我沒你好看，我媽和理發(fā)員都哈哈大笑說：“是啊，你就是長得沒你媽好看。
　　
　　Lesson1：實事求是。
　　
　　還有一次，也是70年代，我媽媽有一件的確涼襯衫，粉色和桃紅色格子的，特別好看，我一直等著我媽淘汰下來我穿。終于這天到了，我發(fā)現(xiàn)我家保姆把原來特別好看的小花有機玻璃扣子換成了普通的白扣子。
　　
　　“為什么換扣子？”我問她。
　　
　　“你長得沒那么漂亮，”阿姨說，“有衣服就可以了，連扣子一起給你，就糟蹋了。”
　　
　　Lesson2：別把自己當美女打扮，越這樣越不招人疼。
　　
　　以上兩次我都還是有傷害的，后來就習慣了。我最喜歡講的“丑小鴨”故事是我大學畢業(yè)不久的事情。
　　
　　我那時候剛工作，在上海買不著機票，托我媽媽跟上海民航局打招呼，因為她認識當時上海民航局的局長，據說原來是給大首長開專機的飛行員。這招兒還真靈，局長秘書當天晚上就把機票送過來了。第二天早上，我捧著本偵探小說，坐著候機廳的地上等飛機（那時候沒那么多板凳坐），那局長秘書突然出現(xiàn)在我眼前，一把將我揪起來，說：“你怎么坐地上，真不體面，我們局長來看你啦！”
　　
　　我立刻站起來，撣撣屁股，人還沒站穩(wěn)，局長的鼻子離我的下巴已經不到一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兒？”說話時他倆眼睜圓了瞪著我，而他語調的大拐彎充分表示了他的詫異和對我相貌的不滿。
　　
　　“嗯。”我答道。
　　
　　“太不像你媽媽啦！”他聲音大得整個候機廳都聽得清清楚楚。
　　
　　“謝謝您幫我買的機票。”我說。
　　
　　他很無所謂我對他的感激，搖著頭轉身走了。走的時候還很失望地自說自話道：“沒啥看頭，沒啥看頭。”
　　
　　Lesson3：愛誰誰。
　　
　　經過這些鍛煉，我的臉皮已經很厚了，罵我丑真太不稀奇了。到是新浪的侯小強有一次給我發(fā)短信，居然以“美眉”相稱，我冷汗嚇出來，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罵得夠狠的。總而言之，我這非常不招人待見的相貌幫我建立了我的個性和人格，英文就叫characterbuilding。
　　
　　我的出身其實沒什么了不起的；，家里人念過點兒書，出過點兒名；錢不多，夠花；離權勢不遠，但是夠小心。我們習慣夾著尾巴活著，當大人物中的小人物，挨罵知道低頭不語，半句好話就受寵若驚。
　　
　　我知道我們家有“地位”是從5歲開始，因為沒人跟我玩。我家是獨門獨院一個大紅門，所有住著大雜院的人家都怕孩子到我們家玩受欺負。后來我外婆親自出馬，做了點兒“公關”，鄰居家的大人才讓小孩到我們家來玩。
　　
　　11歲的時候我特別風光，大操場的喇叭里經常有這樣的廣播：“……毛澤東主席接見……在座的有……章含之，……”我的老師總是有求于我，從買撲克牌到親戚調工作。我記得有一個特別殷勤的女老師，有一次看我回家，小跑過來把自己剛排了兩個小時的隊買的一條魚送給我，給你媽媽的，她說，一定代我問她好。我16歲的時候我媽媽和喬冠華都被隔離審查，用現(xiàn)在的話就是雙規(guī)了。同一個女老師，看見我往地上啐口吐沫，白我一眼說，四人幫爪牙。她從來沒教過我，也沒求我辦過事情，所以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是她的臉我銘記在心。
　　
　　我寫東西是認真的，我相信我有讀者，但是所有報道都不會放過我是誰的誰，我再怎么努力也擺脫不了“她有名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和前夫”這么一句話。
　　
　　寫到這里都不知道怎么收尾，本來是高高興興地文案長得丑，結果是郁悶地討論我的家庭背景。只能說，老天真是挺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