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老家不久，因為很可笑的一個原因，把腰重重地磕了一下，一直在床上躺了20來天，哪兒也去不成。一日終于下了決心，“忍痛”陪妻子去知名的浦江大道拍一些雨中夜景，往回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20時了。
　　
　　車行不久，便聽到從車廂的另一頭傳來一陣笛子聲。坐在我對面的一個20多歲的男生，從褲袋里掏出了兩枚1元（人民幣，下同）硬幣。笛聲逼近。果然是兩個“殘障者”。吹笛的是個盲人，還有個似乎像是智障的瘦弱女孩，一手領著盲人，一手拿著盛錢的舊飲料罐。整個車廂沒人搭理這兩個行乞者，只有那個大男生把兩枚硬幣放進了女孩手中的舊飲料罐中。不一會兒，那女孩領著盲人走過來，也把舊飲料罐伸到了我面前，我只當沒看見。
　　
　　一曲吹完，車廂里除了車子行駛發出的轟鳴聲，顯得異常安靜。突然，就在那笛曲中止的一瞬間，那個大男生卻沖著盲人，熱烈地鼓了幾下掌，很響亮。如果大男生只是給兩元錢，表明他只是在施舍。但他用自己的掌聲在表達他對弱者生存努力的一種伸張和支持，他知道弱者在困境中，除了需要一點“錢幣”，更需要社會和人們在心理上的鼓舞和支持，需要大家把他們也當作平等的人來對待，對他們的生存努力，給予一點溫暖的認同。
　　
　　我們可能以為，很多行乞者是被某些人控制的、把持的，但這些殘障人本身是絕對的弱者。我為什么沒有想到，應該對他們的處境表達一種關切？
　　
　　是的，社會中行騙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人們漸漸地被騙怕了，麻木了，對弱者漸漸失去了應有的同情。這次我在上海受傷，就有同樣的切身體會。當時我在小區后花園里早鍛煉，失手摔倒，腰重重磕在一塊水泥楞子上，人倒地后有一兩分鐘完全不能動彈。過了好一會兒，有個瘦小的老人跑步經過我身邊，停了下來，問了聲：“你怎么了？”才伸手把我扶起。我掙扎著起身，稍稍向周邊一看，其實周邊也有人在鍛煉。但在這一兩分鐘里，他們都只當沒看見，沒有一個人上前拉我一把。
　　
　　也許這正是我們在走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一種“社會成本”。我們必須控制住自己以往那種對烏托邦的虛幻寄托。但我們怎么可以忘記在必要時給弱者的生存努力以一點必要的鼓勵呢？其實只是幾下掌聲，也許就能在我們生存的大環境里增添一絲必要的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