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變成壞人，是嗎？”電影《末日危途》里，孩子這樣問爸爸。
　　
　　“任何時候。”爸爸答。
　　
　　與好萊塢其他災難片相比，《末日危途》最大的特點就是毫無希望。在《天地大沖撞》里，人類靠聰明才智擊毀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沒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在《地心搶險記》里，科學家們最終逆轉了紊亂的地心磁場……但是在《末日危途》里，陽光已經消失多年，莊稼和樹木不再生長，建筑紛紛腐朽，人類幾乎滅絕，剩下的“人”已經不再是人——他們像動物那樣四處翻找越來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時代的遺剩食物：一瓶可樂、一盒罐頭……在不能找到這一切時，他們吃人。
　　
　　在一個毫無希望的世界里，“善”還是必要的嗎？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義時，“做個好人”還有意義嗎？
　　
　　電影里的大多數人以行動做出了回答：像其他動物一樣，他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被永恒的饑餓驅使，將眼里的世界分為食物與非食物。他們急迫地向食物撲去，哪怕這個食物有一顆跳動的心臟，跟他們說一樣的語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選擇不同。他們寧愿餓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時，孩子堅持說：“爸爸，給他一瓶罐頭吧。”
　　
　　“你必須守住內心的火焰。”這是父子間的約定。
　　
　　但是，為什么要“守住內心的火焰”呢？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
　　
　　我曾和一個信教的朋友就道德的起源進行辯論。在他看來，人類的同情心、愛的意愿、對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頑強，只能用“神意”來解釋。比如所謂“自然權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會掉下來權利呢？當人們訴諸“自然”時，實際上是在訴諸內心深處的“上帝”。我說，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處，它完全可以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得到解釋：人與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友愛和善意是一種集體生存策略。“團結就是力量”，這種策略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慢慢內化為一種本能的情感。這和上帝有什么關系呢？
　　
　　看完《末日危途》，我突然想起這場辯論，并意識到自己的邏輯是多么可怕——也許正確，但是可怕——如果“善”是一種求生策略，那么“惡”其實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難道善惡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嗎？難道將罐頭分給瀕死老人的孩子，與那些捕獵同類的食人者，沒有區別嗎？
　　
　　不對。
　　
　　所以《末日危途》本質上是一個哲學拷問，直指人類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虛空。把電影里的極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們當下的生活本身。它追問每一個人：如何從生命的虛空里打撈“善”的意義？“內心的火焰”，這火焰來自哪里，又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響？
　　
　　我至今仍無法領悟，只能在誠惶誠恐中心懷莫名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