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藝術家說：“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中國歌壇，蘭英依然代表著民族聲樂藝術的最高成就。蘭英同志是大家，是高峰，她獨具光彩，映照著音樂藝術的大千世界。”一位詩人說：“我愛她的歌聲，這歌聲來自民間，有剛犁開的泥土的氣息，好像烈火一樣熾熱，唱出了苦難和抗爭。她的嗓子就像是用金屬薄片制成的，從心房里發出的聲音準確、悅耳，使人振奮，嘹亮的歌聲像露珠一樣圓潤，如同百靈鳥在啼囀，似清清的泉水流在山澗……”
　　
　　郭蘭英的歌“有味兒”，有什么味兒？中國人的味兒，中國大地上的味兒！
　　
　　那么，郭蘭英的“味兒”是怎樣煉成的呢？
　　
　　枕著腳睡
　　
　　因為貧困，幼年郭蘭英唱了戲。她身材矮小，自己上不了舞臺，需要大人在身后拤住腰抱上舞臺。她還沒有道具木刀高，垂直提刀的小胳膊需要用勁抬起，才可以使刀尖不著地。郭蘭英邊學邊實踐，成了晉劇班的一員。她回憶道：“才四五歲吧，跟著我師父在農村演出。唱完一個，等下一個臺口。有臺口，就繼續趕路。師父把我放在驢背上，我騎著驢，兩邊都是服裝、道具，還有被子什么的。一開始跑丫鬟、才女，是龍套，但沒打過旗子。6歲的時候演小武生，我拿的那個刀啊，比我個兒都高。倆小孩一起站著，下邊嗷嗷的，挺喜歡的。演《武松殺嫂》，那刀差不多比我還高，但是觀眾特喜歡。我特認真，也挺帶勁的。一開始是刀馬旦，我能翻跟斗嘛。”
　　
　　88歲時，郭蘭英一邊比畫一邊講：“我為什么現在還能這么走？我的腿是練出來的。小時候，練功，晚上枕著腳睡覺，就是把腳翻到后邊，枕在后腦勺下睡覺。前半夜左腿，后半夜師父用棍子敲：‘換腿，換腿。’整條腿拿下來的時候，都沒有知覺了，一點一點下來。師父說：‘快點，快點，我還要睡覺呢！’然后再把另一條腿弄上去枕著。5點不到，師父就又敲——起床了。師父不容易啊，他也不能偷懶。”
　　
　　一天都在練功
　　
　　到了太原，郭蘭英的新師父是“九二師父”張春林。按照《晉劇百年史話》口述人王永年的推算，“九二師父”出生于1886年。他教郭蘭英的時候已經56歲了。郭蘭英回憶說：
　　
　　每天清晨4點就空著肚子到野外去練聲。開始并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師父教我們喊“唔”和“啊”（“唔”是閉口音，“啊”是開口音）兩個字。“唔”字發音時氣息由小肚子出發，經鼻腔共鳴，再從嗓子里出來。“啊”也是從小肚子出發，但沒有經鼻腔共鳴，是圓的。喊“唔”或“啊”字時，也有高低音的變化，但極簡單，喊上一二十分鐘之后，嗓子里“熱火”了，就是“潤”了，再下去念道白。道白的聲調比唱低，比說話高，每一句道白中，有高有低，有強有弱，既練聲音又練字。我初學時，常練的一段道白是《三娘教子》。念到“出溜兒”（即嗓子眼滑了）時就好了，接下去才用戲中的腔調來練習。喊嗓子和念道白是為練唱做好準備。當時不管身體好壞，我們每天總要有三四個鐘點不間斷的練聲。
　　
　　師父教唱，主要根據徒弟的具體情況：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發音位置不對時也不許唱。每人的毛病不同，每天的情況也常有變化。有好幾個師父輪流教我們，但方法是統一的，所以雖然換了人，但并不妨礙教學。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風凜冽，郭蘭英一樣得去海子邊。師父要求郭蘭英伏在冰面上練聲，直到把堅硬的冰哈出一個洞來。即使刮著大風，飄著雪花，也得張大嘴，對著風、對著雪喊嗓子。即使身體不舒服，甚至生病，也必須堅持不懈地練。
　　
　　早上4點到8點，在海子邊練聲4個小時。然后回到院子里，練習兩個小時武功。早晨這6個小時的練習結束后，才能吃早飯。早飯之后，大約10點到12點，練習“勾嗓子”。中午過后，需要練習“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頓飯，吃得比較早。晚飯之后的時間，要聽師父念戲。因為那時候戲班子里的師徒基本不識字，師父的戲文都記在腦子里。于是，師父一句一句教，郭蘭英一句一句記，全是口傳心授。晚上有時候要到戲園子里演出，演出結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點，等睡下，就更晚。有時候，真正的睡眠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睡覺的兩個小時也不消停，得枕著腳睡。這日子全是在和身體較勁。這就是一個學戲孩子的一天，這樣的生活至少持續3年。為了未來成為“金玉”而非“土泥”，有夢想的孩子們必須忍受這番苦。老話說：“不吃苦中苦，難得人上人。”盡管許多孩子終其一生沒有成為“人上人”，但在少年時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郭蘭英就是這樣過來的。
　　
　　轉折
　　
　　1946年，在張家口，成為晉劇“頭牌”的郭蘭英與新歌劇《白毛女》相遇了。郭蘭英說：“我在張家口演晉劇時，滿城都傳開了，說《白毛女》怎么怎么好。我因為天天有演出，所以沒有時間看。有一天，我只演一個比較短的折子戲《血手印》，且排在最后。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員的折子戲。這中間有兩三個小時，我就趁這個機會跑去看了《白毛女》。”
　　
　　她后來在《革命藝術對我的影響》一文中說：
　　
　　我早聽人家說《白毛女》是個很好的戲，是“歌劇”，歌劇是什么樣的我也不知道。戲一開頭就“拿”人……說實在的，這時候我已經演過幾年戲了，知道舞臺上人物的喜怒哀樂都是演員表演出來的，所以我看戲不那么容易激動。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卻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邊看，一邊就止不住地流下眼淚。
　　
　　我們戲班那邊前面唱的帽兒戲快完了，該我上臺，我還沒有回來，演員就把戲拖得挺長?？赐辍栋酌返谝荒?，我才趕回戲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個淚人兒，眼睛都腫了，以為我出了什么事，圍著問我，我卻什么話也講不出來。這時前邊已敲起了鑼鼓等我上臺，我只得匆匆抹了兩道眉毛，化了個素妝就上臺。那天的戲根本沒有演好，不知怎么搞的，本來要演一個多鐘頭的戲，我四十多分鐘就趕完了。我心里一個勁兒惦記著那邊的《白毛女》，也沒顧上把黑眉毛擦凈，把紅嘴唇抹掉，就往那邊跑。還好，趕上了最后斗地主那幕戲。
　　
　　郭蘭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一開始覺得還好，看著看著就看進去了。尤其是看到楊白勞喝了鹵水，死了，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定在那兒，想走，雙腿走不了，差一點兒誤了自己的演出?？赐暄莩觯一厝ピ趺匆残菹⒉缓茫睦镱^總是想著《白毛女》。我想，這才叫演員演戲，這是演員演的真戲，所以我就特別喜歡《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戰略轉移，暫時撤離張家口。部分戲曲演員加入八路軍的劇團，隨軍撤離。郭蘭英回憶說：“我們要往出撤退，因為國民黨要進去。等從張家口撤退的時候，我就參加了革命。”
　　
　　當時郭蘭英在同德戲院演山西梆子，經理、班主都是趙步橋。郭蘭英不想演晉劇了，但趙步橋堅決不肯讓郭蘭英離開。郭蘭英已經被《白毛女》所召喚，心再也無法留在戲班了。每天演舊戲，咿咿呀呀的，她一點都不喜歡了。她堅決不演舊戲，不演才子佳人，她要演新戲，演喜兒那樣的角色。
　　
　　非常昂貴的整套行頭，演出穿的衣服，銀子做的頭面面飾，這些郭蘭英說不要就不要了。
　　
　　母親劉福榮也不同意女兒的決定，她說：“你去干什么？你是唱舊戲的，人家是演現代戲的。還有，你說話完全是山西味兒，人家能聽懂嗎？”
　　
　　郭蘭英說：“我慢慢兒就改了唄。”
　　
　　母親又說：“在革命隊伍里，每天得行軍走路，你哪兒成?。课夷?，就更不行了。怎么辦呢？”
　　
　　不管母親怎么勸說，郭蘭英全然不聽。她回憶說：“反正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要是認準了，誰再說什么我也不會聽。沒有辦法，母親只好跟著我，一塊兒參加了革命。”
　　
　　學習文化
　　
　　郭蘭英參加了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她參加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區，但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因為她沒有上過一天學。進入革命隊伍，要登記，寫簡歷，郭蘭英都不會。
　　
　　于是，郭蘭英學習文化，就從學寫自己的名字開始。郭蘭英回憶說：“領導派了4個先生教我。一個是教文化的，一個是教識譜的，一個是講革命道理的，還有一個是排練新演劇目的。我就這樣在革命隊伍里學文化，學表演，大課、小課、個別課，跟著隊伍一塊兒上。”
　　
　　從16歲到18歲，郭蘭英全心全意學習文化知識。
　　
　　“喜兒開門！”這是《白毛女》中楊白勞的一句臺詞，但到了郭蘭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兒開蒙！”伙伴見了她，專門打趣：“喜兒開蒙！”
　　
　　學臺詞，文工團的伙伴笑話郭蘭英前后鼻音不分。郭蘭英意識到了，就努力改正。學戲，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語言天賦。但一個字一個字改口音，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郭蘭英回憶說：“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開始參加革命，大伙都笑話我說話。我說的話雜得很，又有平遙話，又有汾陽話，又有太原話，還有張家口話。最后就統一，統一到普通話。”
　　
　　70多年的藝術實踐，郭蘭英的歌聲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味兒”。“味兒”是哪里來的？學者錢茸從語言學的角度，階段性或者說歷史性地破譯了“郭蘭英魅力密碼”。錢茸說，長年浸淫于山西戲曲環境，郭蘭英的嗓子有了某種“基因記憶”，從而形成了發什么音“最舒服”的感覺。她的喉舌形成了對“味兒”的潛在判斷力，這種判斷可能比她的大腦更準確。所以，即使她本人愿意學習某種新東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種聲音，但是，這些聲音從她的嗓子里出來的時候，她的喉舌將其進行了一次過濾，依舊會回到“郭蘭英的味兒”上去。這顯然不是說郭蘭英沒有學習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種超能力：把天下味兒，變成“我的味兒”。錢茸在文章中說：“郭蘭英是一位極有人氣的歌唱藝術家，網上有人稱她為‘不可超越的郭蘭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種讓人無法模仿的魅力。聽眾全然接納了這種不用純正普通話的郭蘭英風格。”后來有人試圖用美聲或學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國》，聽眾反映都不及郭蘭英的版本，大家只認郭蘭英的“那個味兒”。
　　
　　郭蘭英在“戲”與“歌”之間找到的“味覺”平衡點，她的“味兒”已成為經典中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