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汪曾祺《雞毛》

汪曾祺先生的《雞毛》雖短但經典，要如何進行賞析呢？下面來看看!

【第1句】：故事梗概

汪曾祺先生的《雞毛》，根據汪先生在西南聯大上大學的見聞經歷加工而成，寫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筆記兼散文的格調記述了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西南聯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經濟系學生金昌煥，兩個不同生活軌跡人物的瑣碎故事。金昌煥在畢業離校前，偷吃了以養雞、縫洗衣物為生的寡婦文嫂的雞并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直到金昌煥畢業“不聲不響”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煥床底下發現了三堆雞毛才知道是金昌煥偷了她的雞。

【第2句】：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聯大在冊之人，新校舍的建設占地，使她這位寡婦與西南聯大中的“先生們”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實。一個“很”字進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讓文嫂形象躍然紙上。小說中又提到“雖然沒有知識，但是潔身自好，不貪小便宜。”“她的屋門也都是敞開著的。她的所作所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簡潔的文字描寫，反映文嫂沒有文化但老實、平凡、規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則的性格。

金昌煥。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虛偽、丑陋、與鄙俗、冷漠、吝嗇、自私又帶點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冷漠的表現是：他不歡迎別人來住，別人也不想和他搭伙。同屋送給他一個外號，這外號很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吝嗇的表現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著，作為學生他從不買紙，每天吃一塊肉。功利的表現是：追求女同學送戒指，括號弧里注明“重一錢五”。

【第3句】：小說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種邪惡。儒家文化倡導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貧賤不能移”，條件愈艱苦，愈不能喪失人性。文嫂作為沒有任何文化知識的普通婦女，不拿別人一針一線(除非是給或丟棄的)，靠自己縫補拆洗養雞糊口。而身為大學生，“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偷吃別人的雞，還與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種喪失人格尊嚴的邪惡。

(二)對現代文學中青年學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與增構。小說《雞毛》寫于1981年6月6日，此時xx已過，改革開放進入第三個年頭。十年劫難后，社會的目光已從高漲的運動場轉向生機勃勃的經濟發展。作家以獨到的眼光，于平淡中開掘出此學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虛偽、丑陋、與鄙俗，這種描寫與近代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學生群體被賦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領社會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進行了消解性的質疑與反思。小說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基礎，用普通人的話：“文嫂雖然生活在大學的環境里，但是大學是什么，這有什么用，為什么要辦它，這些，她可一點都不知道。但是她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生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對這個群體的社會作用進行了直覺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們”“真實”的一面時，常常說“可憐”。這種從正面形象的舞臺中挖掘的反向、陰暗面的寫作風格，不僅是對現代文學中青年學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種文學形象的增構。不僅有文學價值，更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對掙扎于社會底層的普通人面對生存苦難、消解苦難的方式的洞察與理解。古今中外，很多文學作品在表現人對苦難的承受及消解方面，可以梳理出許多方式，有忍耐的，有抗爭的，有“逆來順受”的，還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等等。《雞毛》中的文嫂作為平民的立場，處在社會底層，在面對“被偷雞”“女婿因車禍死亡”，生活艱辛的多重苦難時，其消解苦難的唯一方式是哭訴，如秦香蓮在公堂上哭訴忘恩負義的陳實美一般。小說是這么描寫的“我寡婦失業幾十年哪，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我風里來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艱難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對苦難的忍耐要比常人要厚實些，但也有個爆發點或者說是哭訴點，苦難一旦積壓達到臨界點，一觸即發，如文嫂發現金昌煥偷吃了自己養的雞，便是苦難積壓的極點，心里的堤壩崩潰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來。”農村婦女的`文嫂，不但哭說、哭訴，而且是很悲痛、極傷心的表達出來“她好像要把一輩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和無告全都哭出來”。哭出來就好，說出來就好，把內心的壓抑、難受、難過、委曲、不平，全都和眼淚如倒豆子一樣倒出來。這就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面對生存苦難、消解苦難的方式――哭訴。這種方式大多發生在婦女身上。

【第4句】：藝術特點

(一)“疏朗清淡”。通讀《雞毛》，感覺沒有主題，也沒有貫穿始終的線索，名為《雞毛》，只是在小說最后提到三堆不同色的雞毛，提到便收場了。小說全文，全無拘束，如行云流水，信手拈來，不淡不烈，文字樸素干凈，不張揚不古板，以自然的東西反映人物最真實的心理和脾性。正如作家說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

(二)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承載著寫作者深刻的思想、豐富的情懷，鮮明的個性，潛蘊的心態，強烈的渴求。今天我們常常心痛地讀到許多學生作文無病呻吟、裝腔作勢，或者語言中不中不西，怪語異調，再者是要么語言貧乏無味，要么雜亂無章，文理不通。總之，讀汪曾祺先生的《雞毛》，我們眼前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寫文章，而是一支靈魂出“竅”的筆在無動于衷地寫東西。所以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正如汪曾祺先生講的“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是形式……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樹干內部汁液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雞毛的語言，正如汪先生所言。

(三)筆記體兼散文的表達方式。汪曾祺先生講過“我寫短篇小說，一是中國本有用極簡的筆墨寫人事的傳統，《世說新語》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絕于縷，我愛讀宋人筆記甚于唐人傳奇。《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記事部分我都很喜歡。”雞毛屬筆記體小說，筆記是一種“混合型”體，其特殊功用具有兼及散文與小說的著述形式。不知汪先生起題目是隨意還是大有深意，到了文章的最后，才提及雞毛，而全文又不僅僅是寫雞毛，從題目就反映了散文的特點之一。說《雞毛》為筆記體，該因其文字敘事簡要，不說廢話，點到即止。華麗、浮澡之詞極少，多為平話，實話。

汪曾祺《雞毛》讀后感

這篇很有趣，根據汪曾祺在西南聯大上學的見聞經歷加工而成，寫出了文人眼中市井百姓生活的趣味。

每天一早，文嫂打開雞窩門，這些雞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來，散到草叢中去，不停的啄食。有時又抬起頭來，把一個小腦袋很有節奏的轉來轉去，顧盼自若，——雞轉頭不是一下子轉過來，都是一頓一頓的那么轉動。到覺得肚子里那個蛋快要墜下時，就趕緊跑回來，紅著臉把一個蛋下在雞窩里。隨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來：“郭格答!郭格答!”……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著，一面“啯啯，啯啯”叫著，這些母雞就都即即足足地回來了。它們把碎米啄盡，就魚貫進入雞窩。進窩時還故意把腦袋低一低，把尾巴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雞教。雞窩門有一道小坎，這些雞還都一定兩腳齊齊，站在門檻上，然后向前一跳。這種禮節，其實大可不必。進窩以后，咕咕囔囔一會，就寂然了。

這段描寫母雞們生活情態的文字簡直太有趣了，我們的眼前仿佛真有這樣一群嘰嘰咕咕的可愛的母雞，活活潑潑的找食，小眼睛滴溜溜的轉個不停，爪子在土里飛飛的刨來刨去。不知誰刨出一條蟲子，附近的.幾只母雞看到了立刻撒丫子峰跑過去，只看到一群翅膀的撲扇，塵土飛揚，然后一只母雞從雞群里沖出來，嘴里銜著戰利品。但其他的母雞都不甘示弱，它們緊跟上來。它走哪兒，它們也走哪兒。得勝將軍干脆一仰脖子，把蟲子吞下肚去，然后滿意的在地上左左右右擦擦嘴殼。其他的母雞看到沒指望了，也就散了，好像也不失望，因為它們馬上又開展新一輪的覓食活動了。我也好喜歡雞，有時候很調皮，有時候又很逗，如果它們可以改掉隨時隨地大小便的毛病就perfect了!

聯大的人都有點怪。“正常”在聯大不是一個褒詞。一個人很正常，就會被其余的人認為“很怪”。

可能那時候的大學生更追求個性吧。因為戰亂，學術上的規矩較少，不管是學術還是搞學術的人的生活都很自由，所以那個年代才出了許多所謂的“怪人”。但他們的怪并不會讓人覺得不能交往或接觸，反而覺得他們有特點有個性。而現代的人雖說喜歡把個性掛在嘴邊，但很多時候所謂的追求個性、時尚不過是照樣子描畫罷了，人云亦云，看似很有個性，其實是在通俗流行的大眾文化中迷失了自己的個性。

開夜車傷神，需要補一補。他按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開壇蓋，用一枝一頭削尖了的筷子，瞅準了，扎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當當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呵呵，這也是“怪人”之一吧，多有個性啊，連吃肉都這么與眾不同。呵呵，我看到這里的時候覺得二臺有趣了。汪曾祺先生真是可以把人寫活啊。

什么都沒有。金先生把一根布絲都帶走了。他的凹形王國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個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無所得，然而她也照樣替金先生打掃一下。她的掃帚掃到床下，失聲驚叫了起來：床底下有三堆雞毛，一堆筍殼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蘆花的!

我看到這里時，覺得真是寫的太妙了餓!之前不著聲色娓娓寫來似乎規規矩矩的金先生竟然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偷雞賊!呵呵，他也偽裝的很好，竟然沒有人知道這事。最后汪先生自己也忍不住了，在文末的時候說道：

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雞，怎怎樣宰了，怎樣煺的雞毛，誰都無從想象。

汪曾祺的散文賞析

汪曾祺這個名字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也沒有寫過什么驚世駭俗的作品。他在文壇上最早引起轟動的作品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記事》。有人可能以為他是個年輕作家，錯了，他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是沈從文的高足。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從文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文學創作。建國后，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后來被劃為“右派”，60年代初寫了幾個短篇；此后又是很長時間的“靜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噴”，陸續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說來也怪，什么樣的老師就有什么樣的學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壇上的遭遇似乎也師承沈從文。沈從文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說和散文蜚聲文壇，建國后，他從文壇上銷聲匿跡，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飾，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紅文壇，一版再版，有的還被拍成了電影，形成了一股“沈從文熱”。對此，沈從文戲稱自己是文壇上的“出土文物”。這樣看，汪曾祺又何嘗不是文壇上的一個“出土文物”呢？

我對汪曾祺先生的關注，不僅是因為他的小說、他的散文，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與樣板戲的關系。1962年，汪調至北京京劇團任編劇，文革期間，他便開始了樣板戲的創作與改編。家喻戶曉、萬口傳唱的京劇《沙家浜》便是由他參與改編、定稿的。文革期間，“橫掃”的風暴遍及全國，一個摘帽右派為什么會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經困惑過，后來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賞識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這才使汪曾祺的才華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樣板戲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樣，對樣板戲深惡痛絕。

是汪的才華和經歷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閱讀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來關注和欣賞汪曾祺先生的絕不在少數，無論專家或讀者對汪都非常喜愛。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紀經典60家”文學叢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還請專家和讀者對所選的60家文學大師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暢銷不衰，我在這里不想、也無力對汪的小說的人物、情節、風格進行探討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語言，談談我讀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沒有苦心經營的結構，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如話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語言總的說來是平和的、沖淡的、生動的、親切的，鮮活的、生活化的、口語化的。當然，有時候也會化用一些成語、詩詞和典故。初讀汪的作品，可能不會給你帶來太大的沖擊，但他的語言有一種悠遠的意蘊，合上書以后，卻能讓你回味，讓你感動。你等不及了吧，來，先開一下胃口——

（表姐們）有時竟是特地為花來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樂于干這項差事，爬到海棠樹上，碧桃樹上，丁香樹上，聽她們在下面說“這枝，唉，這枝這枝，再過來一點，彎過去的，諾，唉，對了對了”。（《花園》）

多么傳神，多么生動！一群雀兒般唧唧喳喳的少女們在樹下要花的神情、語氣，活靈活現，躍然紙上！

再來品品下面的語句——

聽，瞿瞿瞿瞿，哪里？這兒是的，這兒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來了。顧不得螺螺藤拉手，撲，追著撲。（《花園》）

一個孩子從聽到蛐蛐的叫聲，到用盡辦法把它掏出來，再全神貫注地去捕捉，寫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齊）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煙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節儉、慈祥，孩子們略帶撒嬌的請求，老少間的親情、對話，就這樣極為生動真實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難聞死人。（《花園》）

語含孩子氣，甚至女孩子氣，是鮮活的，完全口語化的語言。

汪老的語言有時用筆極簡，寥寥幾字就能表現出極為豐富復雜的含義。

故鄉的鳥啊。

我每天醒在鳥聲里，我從夢里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花園》）

“故鄉的鳥啊”一句獨立成段，表達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讀了這樣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種感動，它包含著多么復雜、多么細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對故鄉風物的眷戀，對美好童年生活的贊美和向往，對失去的童年歲月的追憶和感傷。這是個無主句，但比“我懷念故鄉的鳥”這樣的句子所表述的內容要豐富得多，情感要復雜得多。它也不是一個感嘆句，用一個平平常常的句號收結了句子。若換成感嘆句后，會發現效果反不如這樣淡淡的語氣，它除了有淡淡的憂傷，還有一種隱隱的無奈。再結合《胡同文化》的語言和風格，會發現作者真是個語言大師，一個抒情高手，許多感情都是若隱若現，乍吐還收。一番玩味后，滿口噙香，余味無窮。

文革期間的一個春節，汪曾祺先生的兒子冒著極大風險，把當時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個空軍的兒子帶回家來過年。汪很是擔心，就責備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從兒子的淚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間讀懂了兒子的委屈。這中間省去了多少復雜的思維內容和思維過程！“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不僅省悟到對兒子和同學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兒子的感情不夠尊重，也無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擔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隨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歸于一句。右派是人當的嗎？全國50多萬右派，有多少人魂斷冤屈，有多少人夢涕闌干！不堪回首的歲月，怎么會三生有幸？是反語？是譏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語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過了右派的年代，但讀了這樣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個好用反語的人么？非也。我讀了汪老的許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語。為什么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百思不得其解。

簡約是汪曾祺先生的語言的全部特點嗎？肯定不是。有時候他的語言又會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傳神！

（葡萄）卷須這東西最耗養分，凡是作物，都是優先把養分輸送到頂端，因此長出來就給它掐了，長出來就給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從文）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兩句中畫線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復的修辭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準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視從生活中吸收語言的營養，讓自己的語言鮮活、生動，生活化、口語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長出來就把它給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兩眼”，意思好像沒有變化，但語言的色彩上、感覺上、表達的效果上就差得遠了。作者對語言的運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跡，好像漫不經心，信手拈來；但出手不凡，讓人嘆為觀止。“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對語言不經過長時間的錘煉，不是語感特好的人，是不會有這樣好的語言的。

以上兩句雖然使用了反復的修辭手法，但看上去語言還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厭其“繁”的語言：

汽車轉過一個山頭，一車的人都叫了起來，“哈”！賽里木湖，真藍！……真藍！

下車待了一會，我心里一直驚呼著：真藍！（賽里木湖）藍得奇怪，藍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淺，然而一望皆藍。

上了車，車沿湖岸走了20多分鐘。我心里一直重復著這一句：真藍。遠看像一湖純藍墨水。

賽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簡直說不上來，我只是覺得：真藍。我顧不上有別的感覺，只有一個感覺——藍。（《天山行色》）

一氣呵成，暢快淋漓！非躲在書屋中閉門造車者可為。你嫌行文啰嗦嗎？如果你沒有到過賽里木湖，如果你沒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懷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備汪老的才華和文筆，你可能會覺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實，你還會有這種感覺嗎？讀了這樣一大段盛贊賽里木湖水的藍以后，我不禁擊節贊嘆，大呼過癮！如暑天里一口氣喝了兩大瓢井拔涼，直涼透心里，沁徹心肺！

汪老還有些語言是很形象的，略舉幾例以供欣賞：

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昆明的雨》）

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元那樣大，的溜圓。（《昆明的雨》）

這里的比喻和類比都非常貼切、新穎、生動、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難替代。何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僅去形容，不易模擬得之，必須通過恰當的比喻，才可以比較準確地了解它。

汪老的語言，除了以上談到的幾點外，還有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文學性。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的作家，他的語言肯定會具有很強的文學性。有些詞語經他一用，竟別開生面，意味無窮。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飯碗，幾口就喝了。未及終席，他就奔赴廁所，飛流直下起來。（《草木春秋》）

畫線句，顯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卻讓人“悠然心會，妙處難于君說”。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對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尋常的景，尋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尋常的意境，皆可入詩，入畫。讓人聯想到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最好的語言。既不似初期那樣的放筆橫掃，不加節制；也不似后期那樣過事雕琢，流于晦澀。這時期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適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又讀〈邊城〉》）

汪曾祺將沈從文的語言分為三個時期，通過細致的比較，用一個新穎、形象、別致的比喻，概括其特點，而且這個比喻又是個非同尋常的比喻，是通感。對語言的感覺，居然可以用味覺來形容，真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與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和賀鑄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有異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詩或題詞，汪老的詩和題詞我讀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幾首（副），覺得都是精品。

這他在自己畫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題的詩：新沏清茶飯后煙，自搔短發負晴暄。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這是他給張抗抗畫的“牡丹圖”上題的詩：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這是他贈恩師沈從文詩中的兩句：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是他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題詞：四圍山色臨窗秀，一夜溪聲如夢清。

這是他在云南大理寫的一副對子：蒼山負雪，洱海流云。

夠了，透過這些詩或題詞，可見汪老語言功底的扎實。即使拿到現代詩壇上任何一位詩人面前，也毫不遜色。

好了，要和讀者們說再見了。汪老是一代宗師，筆者閱讀不廣，能力有限，很難將汪老的語言風格和特點，一一向讀者梳理出來，賞析到位。只是由于對汪老的喜愛，才斗膽寫了這樣一片文章，望讀者見諒。末了，試用汪老似的語言來做個結吧——

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掩卷長思，戚然動容，其人已歿，余韻猶存。

“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

這樣的一個人啊。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

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汪曾祺散文的賞析，相信能帶給大家幫助。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一

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學思想衍生出的美學范疇，它是指一種樸素自然、平和淡遠、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飾的藝術境界。

汪曾祺作為中國當代名家，以其頗具特色的小說和散文獨立文壇，他的作品如其人溫和、淡靜，讀他的作品浮躁的心靈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難得的靜謐。他的小說和散文總給人一種“淡淡的滋味”，卻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謂是閑適沖淡中孕育著一種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覺得最值得稱道的是那種“真”，是真情、真語言。平淡致遠，一點沒有矯揉造作的嫌疑。文風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會明白，都能看懂。雖然樸素，但那是一種文學修辭，文學語言，不是方言，沒有在語言上的研究和大師的本領，是寫不出那樣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種語言真是難得，是應該讓我們這些后輩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于愛好廣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寫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對師友、家世、父親、母親等的回憶文章寫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現出他的善良、和藹、真實。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對父親的回憶，父子之間是那樣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來是中國文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稱，每到一處，品嘗地方風味和民間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樂。人皆愛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卻難。汪曾祺深知個中滋味，那些尋常小食一經他的點睛之筆，無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筆下，飲食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境界。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當數作者回憶故鄉美食的文字，如《故鄉食物》《故鄉的元宵》《端午的鴨蛋》等，這些兒時的食物，一經作者生花妙筆點染，不僅驟成妙筆，還令人頓起游子之思。

《端午的鴨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韻又凝結著濃烈民俗鄉情的散文。是對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讀，是對家鄉情懷的慨然詮釋。

先生以“家鄉的端午”開篇，直接切題，用“很多風俗”引出下文。于是，在他的筆下，一系列端午風俗就走入了我們的視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貼五毒、貼符、喝雄黃酒、放黃煙子、吃“十二紅”等等。這人有我有，人無我有的風俗，在先生看來，都成了他最珍貴的回憶。因此，行文流水，如話家常，如數家珍，于自然、平淡中，表達了對生活的真愛和對故鄉的懷想。

最讓先生頗感自豪的還是家鄉“著名”的“鴨蛋”， “著名的鴨種”、“善于腌鴨蛋”的高郵人、大都市店鋪里的鴨蛋、別處沒有的雙黃鴨蛋、質細而油多的高郵咸蛋，甚至用鴨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為他不厭其煩并引以為自豪的表述對象，以至于對對方的“肅然起敬”和“稱道”也不屑一顧。 “驚奇不已”、“確實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咸鴨蛋，我實在瞧不上。”“高郵咸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發干、發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等等語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悅躍然紙上。甚至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還不甘罷休，還要羅列種種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鴨蛋和故鄉的咸鴨蛋比對。“這叫什么咸鴨蛋呢！”八個字符，一個嘆號，直白而樸素的話語，幽默而爽朗的聲音把先生對故鄉的厚愛鋪滿了整篇文章。“吱——紅油就冒出來了。”一個拖著長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時吃鴨蛋的情態出神入化般地描繪出來。我們從這里深深感受到先生對兒時生活的懷戀和追憶，以及對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兒時的影像在他的筆下顯示出了獨具風格的魅力。而他那簡約、傳神、清新、鮮活的語言特點也給我們帶來了生活和藝術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在作者談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筆調，寫出了人世間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顯現奇崛，風格靈動淡遠，處處透著對這世界的贊美，對生活的熱愛。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二

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讀著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標志的散文，更應是如此。最近，我讀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獨具，充滿著淡、雅、趣、情，應是這樣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紀“最后一個士大夫”之稱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語言個性突出，看似不經意，實則細經營，往往在娓娓道來中蘊含著詩情畫意。正如湖南評論家凌宇說：“汪曾祺的語言很奇怪，拆開來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種韻味”。讀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語言恬靜質樸，讀之有一種平靜之感，有心靜如水之境，而這種平淡之中卻藏大韻味，尤其從他的大多的散文開頭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讀如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寫到：“趙樹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在《觀音寺》一文中寫到：“我在觀音寺住過一年。觀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個荒村，沒有什么寺。”這好似在與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種寧靜之美，而這種寧靜，正是先生對語言駕馭的嫻熟高超與生活體驗的細膩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話還大白話”，讀后卻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這樣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還比如，在《跑警報》一文中，他引用了兩副對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汪曾祺先生這種通過敘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現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處。

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個原因是文章飽含著趣味性，如他一組寫飲食、寫果實的作品，寫的有味兒，把生僻的名詞插上情趣的翅膀，讓人增知識、見世面、添口味，寫長沙的臭豆腐還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這句“大白話”，更為文章通篇添趣兒。在《天山行色》一文里，寫吐魯番葡萄，“吐魯番的葡萄全國第一，各種品種無不極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魯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為無皮可吐。--不但不吐皮，連核也一同吃下，他們認為葡萄核實好東西。北京繞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未免少見多怪。”從文境趣味性這方面相對比，汪曾祺先生應比同樣寫飲食聞名的大師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籌呢。

文無情難為好文，散文貴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種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寫家鄉江蘇高郵、寫西南聯大老師、寫同學、甚至寫飲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飽滿情深，寫父親，“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寫父母的相親相愛之情，“母親去世后，父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里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筆中有情，“情”現紙上，這種“情”，不僅是一個作家對親人、故鄉的愛，更展現了作家對生活的體味和筆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離世，在七十七歲生涯中，以寫短篇小說聞名見長，寫散文自己評價“是副業”，但他的散文卻有返璞歸真的境界，有靜幽致遠的雅致，有淡定從容的文華，在我國文壇上應該是別具一格，聞名遐邇，這與他對創作的認識、坦誠的態度是一體相通的，他說：“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的那點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這應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內置特色。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三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于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對于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沖，如孫郁所對他的評價：“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復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說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于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于其中，蘊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要貼著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無論是記人類、游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說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云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說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吊書袋”，原因即在于這些故紙堆里的考據并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說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恒”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于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里鮮活起來。金岳霖聚會時捉虱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于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說，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卜”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閱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咸蛋“筷子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了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仿佛過于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里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游刃有余，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丑，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