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活一書中，聶赫留朵夫"懺悔貴族"的形象闡述了托爾斯泰作為作者想要表達的精神與主旨。在他身上，“精神的人”和“動物的人”二者交替出現。一方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天性，一方是在作者抨擊的沙俄統治階級熏陶下腐朽靡爛的惡。

大學時期的聶赫留朵夫熱情而單純，象牙塔中不諳世事的少年腦中灌輸著在當時俄羅斯算得上不切實際的，及其理想主義的名主理念。雖然出生于地主家庭，在注重血統的沙俄是不可與統治階級分割的一分子，但聶赫留朵夫仍堅定不移地反對著土地私有制，“占有土地是不正當的”，為被剝削的農民、工人呼吁正義，爭取改革。

然而，參軍后，聶赫留朵夫很快地沾染了腐敗的生活方式，再次回到馬斯洛娃身邊后將她誘奸致孕又用100盧布打發拋棄了她，使她被掃地出門，生活困苦，領了黃色執照開始妓女生涯。

馬斯洛娃的如同德伯家的苔絲，被誘奸后生活急轉直下。但她不一樣于苔絲，正因苔絲于艾里克是罌粟般引誘其墮落，讓其甘心于沉溺罪惡中的禁果;而馬斯洛娃于聶赫留朵夫，是救贖，是藥引，是他獲得精神上新生的燈塔。正因他，馬斯洛娃不再堅信“上帝和愛”，不再堅信完美存在于世間。這個因自己的孽障淪落煙花之地，勾欄之中，被徹底地傷害而即將不久于人世的女子，喚醒了被動物面支配的聶赫留朵夫殘存的“精神的人”。自此，他開始了為馬斯洛娃上訴，從而接觸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間百態，產生對沙俄社會的反思與痛恨，直至獲得馬斯洛娃的原諒，散盡家財與她同被流放西伯利亞的道路。而馬斯洛娃也在原諒聶赫留朵夫中復活了自己。

全書中，最令我恐懼的不是沙俄統治的殘忍不公，不是社會底層人民飽受剝削虐待的凄苦生平，而是這些社會因素造成的精神上完全的，徹底的，悲哀的空虛。托爾斯泰曾描述馬斯洛娃作為妓女的生活，下午起床，挑衣服，吃油膩的甜食，與鴇母吵架，傍晚縱情享樂直至凌晨。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價值與好處。在風雨中的車站失去了信仰的馬斯洛娃，仿佛也失去了靈魂。于徹骨的麻木與放蕩中，馬斯洛娃只是個挖掉了精神的軀殼，沒有了自我，沒有了意識，以一個渺小的，獸性的姿態存在著。這恐怖的空虛蔓延著，不僅僅在底層人民中出現，也更在貴族，這些因腰纏萬貫連基本的謀生工作都不需要實行的游手好閑者們中出現。托爾斯泰也在文中借聶赫留朵夫問道，受苦的好處是什么?存在的好處是什么?

于我而言，這就是為什么馬斯洛娃和聶赫留朵夫兩個具有典型的形象能如此觸動人心。只有走出精神上的空虛，才能夠真正的活，名曰“復活”。空虛是這些可憐人們逃避難以承受的苦痛的途徑。聶赫留朵夫也一樣，他困惑于社會中如此的苦難與不公之好處，徹夜翻讀圣經焦急尋找答案，得出結論為，要克服如此的苦難與罪惡，唯有“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這具有濃郁基督教熏陶的思想卻也不失為真理，歸根結底向上帝懺悔是為了尋求寬恕。承認并知曉了自己的罪惡，繼而尋求某種更高精神存在的寬恕，受害者的寬恕，或自我寬恕，但寬恕并非包庇。承認罪孽，并帶著罪孽活下去，無論你是信徒或無神論者，這都是通往心靈凈化的唯一道路。西蒙松之類的革命者攻擊的是制造社會性麻木空虛的源頭，即封建體系。而聶赫留朵夫與馬斯洛娃，代表了千萬渺小的封建受害者，即沒有潛質或不愿傾其所有來改變全社會的人民。在政教合一，基督徒根深蒂固的沙俄，托爾斯泰創造此二人的好處是，個人信仰與懺悔，宗教主義的路途，才是絕大部分麻木而無力改變社會的民眾尋求解脫的方式。應對俄羅斯民族深沉的苦難，托爾斯泰一生的思想沉淀給出的解決方法，盡顯了生活在精神世界的文豪思想，從個人的精神上解救這個他所深愛的民族，而非社會性的改革。

個人宗教主義具有足以抗衡封建腐爛的社會體系的能量，也可能是在不能改變體系之前，人民的唯一救贖。這就是我眼中，復活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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