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9日，很多新人結婚，很多喜事發生。也是在這天，生于1988年的仲培妹妹走了。
　　
　　我是9月11日得知的消息。
　　
　　當天吃完早飯回家。在電梯里接到同在媒體工作的同學的電話，然后電梯在11樓開了又合、合了又開，直到我錯愕地走出，恍惚地打開家門，呆呆地靜默。好長時間之后，才想起來，我該打個電話給她家人，至少我還要知道，她現在在哪里。
　　
　　第一次見到仲培，她是受訪者，我是采訪者，因為她的一個要捕出眼角膜的決定。在一年之前，她被查出患鼻咽癌晚期。
　　
　　第一次見面，她喊我顧記者，得知我們的大學同在武漢后，親近了許多，從第二次聯絡開始，我成了她口中的顧姐。
　　
　　她是個棄兒，養父母年事已高，母親78歲，父親67歲。在呼和浩特的醫院里，自始至終我沒有見過她家人，只是她一個人，安靜地對抗著巨大的陰影，從診斷到醫治。干脆利落地處理一切。
　　
　　直到后來，身體確實不行了，需要輪椅輔助出行，電視臺的記者才幫她聯系了義工。
　　
　　她常常冷靜地跟我說：“癌癥已經骨轉移了……”“今天做了放療，副作用很大，吃不了飯……”“我開始打杜冷丁了……”“我想出院，不治了，給爸爸媽媽留點錢……”或者還為自己操著這樣的心：“能幫我聯系武漢的學校嗎？問問報銷的保險費什么時候下來……”
　　
　　如果沒病，她是一名在讀大學生，2007年入學，該是上大二的時節。她沒有錢，父母也沒什么勞動能力，家里只有兩間被當地村民們評議為風水不太好的土房子。
　　
　　與她接觸的9個月里，溫度低的季節她穿一套紅色的秋衣秋褲，溫度高的季節穿一套綠色的睡衣睡褲。有時候我會帶上筆記本電腦去看她，放放電視劇、電影，她偶爾也感慨：“等我出院了，也買個電腦。”
　　
　　她治病的錢主要是來自社會捐助。但即便人們不停地去醫院看她，給她留下一些錢，或遠在深圳的未曾謀面的“周哥”，一萬兩萬地給她寄治療費用，她還是患得患失，總說要給爸爸媽媽留下點什么。
　　
　　或許是出于自尊，她總不好意思安然地接受所有。我想把自己的mp3留給她解悶，她倔強地說：“我有。”然后拿出一個破舊不堪、斷了一只耳機的物件給我看。
　　
　　她并不總是那么堅強。畢竟只是一個20出頭的小姑娘。
　　
　　有一次夜里11點，手機突然響起，她打來電話，帶著哭腔，“顧姐，我好疼啊……”
　　
　　我安慰她，把以往所有真實的痛苦或編造的坎坷說給她聽，好讓她覺得這世界上倒霉的不止她一個，連唯心主義的宿命論都牽強地搬出來。好在止住了小姑娘的淚，放下電話，半個小時已過去，神經放松后。眼淚落下來。
　　
　　她太孤獨。想起第二次去醫院看她的時候。已經熟絡了一些，她便撒嬌地讓顧姐抱抱她，骨瘦如柴！她先前的照片里，是個足有120斤重的胖姑娘。從出生到21歲患病。她沒有任何撒嬌的余地和被強烈關注、關心的經歷。所以，她會在電話里埋怨：不想總是一個人面對，哪怕是多一個人幫她撐一撐也是溫暖的。雖然有義工，有愛心人士，但終究不如血親的關懷來得讓她心安理得。
　　
　　得知她已去世的消息，我想到的唯一能聯系到她家人的方式便是她的手機。再次撥通號碼，以往清脆的聲音已不再。她的一個妹妹接的電話，濃重的方言，我只聽清了她是中午12點多走的。原來是做眼角膜移植報道的同事告知我她走時的詳情。
　　
　　9月8日她自作主張出了院，一天1000多元的醫藥花銷讓她不舍，年近古稀的爸爸親自把女兒接回家。
　　
　　9月9日，電視臺的記者去看她，她臨走前半小時說了許多話，說了許多別人的好。還交代了許多。
　　
　　她爸爸說，那是病重之后她話說得最多的一次。末了，安靜的一句“我完了，該睡覺了……”氣若游絲，慢慢走遠。那邊，她高齡的媽媽還張羅著要換一件好看的衣服，因為記者來了，要上電視。踉踉蹌蹌地走過來，瘦弱矮小的身材，探不到床里的女兒，男記者把老人抱起來放到女兒身邊，然后放肆地哭開來。
　　
　　當天，按照仲培的遺愿，她的一塊眼角膜被移植給深圳一位38歲的女士。11日，家鄉內蒙古一個5歲的小女孩接受了她的另一塊眼角膜。想來想去，同事給當天的報道起了這樣一個名字——“一只眼望家鄉，一只眼望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