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份，全家人為父親慶賀82歲的生日時，他心情爽朗，拿出自己的影集一頁頁翻給大家看。平日里，父親不會隨便拿出影集給旁人看，我們姐弟仨也沒有時間翻閱這些老照片，誰也說不上有什么特別的印象。但這一回，細心的妻子驚覺道：“父親的影集里幾乎全是你們姐弟仨的照片，他的照片只是和你們的合影！”
　　
　　我仔細翻閱起父親的影集來。父親蘇民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下簡稱“北京人藝”）的著名演員和導演，1952年北京人藝一成立，他便成為第一代演員。他有過無數閃光的舞臺形象，也培養出梁冠華、王姬、宋丹丹、徐帆等許多優秀的演員，然而影集里卻沒有這些奪目的光影畫面。影集里，插滿了我們姐弟仨從小到大的成長片段，每個人的照片都單獨成頁，旁邊還貼有父親工整的隸書鋼筆字備忘注解。這些陌生的老照片，仿佛讓我坐上當年從北京上山下鄉奔赴東北的列車，記憶如輪般跟著飛馳起來……
　　
　　我小時候患過小兒麻痹癥，經治療留下了腳后跟不能著地的后遺癥，直到小學三年級父親帶我去醫院做腳弓整形手術。此后相當長的恢復期里，我一直是拄著拐杖走路，時間一長，有病的那條腿比好腿細。父親不僅每天傍晚陪我在院子里玩“跳皮筋”、“跳房子”等女孩子的游戲以鍛煉腿力，還時常勸慰我：“虧得你腳有病，否則不定狂成什么樣。因為其他條件比較好，你肯定會受寵的；偏偏有這點缺陷，所以還有點兒自卑，挺好。”
　　
　　在父愛的攙扶下，我走過了童年；也是在父親的不間斷陪練下，我的腿奇跡般康復了。16歲時，我踏上北上的列車，一頭扎進了黑龍江廣闊的黑土地，一待8年。初到東北，因為沒有帳篷，我們竟在樹林里過夜。等一覺醒來，我忽然覺得自己眼睛都睜不開了，原來眼睫毛已凍結起來了。這時，我才意識到生存環境的惡劣，內心深處開始涌動出一絲對未來的茫然。父親聽說我在農場的主要工作是放馬，便讓我照一張騎馬的相片寄回家。
　　
　　因為從小隨父親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浸染，我篤信適合我走的道路就是從藝。我利用農閑時節為宣傳隊編排《海港》《紅燈記》，并積極投入到演出中去。1977年，我結束了黑龍江的知青生活，返回北京。憑借在農場時不間斷的曲藝排演功底，我考入了空政話劇團。
　　
　　在我和父親的合影中，頗有紀念意義的一張是1986年我從空政話劇團借調到父親所在的北京人藝排演話劇《秦皇父子》時的合影。當時，我回到從小生活的北京人藝大院上班，父親頂著極大壓力。在那個年代，北京人藝人才濟濟，居然要從外團借調我這個年輕演員出演人藝大戲的主角，確實很難想象。很多人在背后議論我們父子倆，但父親很自信地向同事介紹：“小濮是個優秀演員！”1989年北京人藝排演第二版《雷雨》時，我終于接過父親的班，飾演了第二代周萍。我們父子倆的事業，通過“周萍”這個角色薪火相傳了。是父親怡然平和的心態影響了我，年輕氣盛的我頂著父親光環帶來的諸多壓力，一直在演藝路上前行不輟。
　　
　　在我眼里，父親是那種對生活沒有要求的人：我做的飯糊了，他仍說“好吃好吃”；到現在，他和母親還住在單位分的58平方米的福利房里……去年，我們父子倆在中國話劇誕生100年紀念大會上再度并肩合影。這一次，我拿了一個特殊貢獻獎，而父親這位北京人藝的老前輩卻在30人的“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名單里、80人的“文化部優秀話劇藝術工作者”名單里都榜上無名。母親都替父親鳴不平：“太滑稽了，有你兒子卻沒有你！”父親卻一笑說：“我沒有拿獎，但給人頒獎，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