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的女兒，十歲時一定要爸媽帶她去英國愛丁堡旅行。千里迢迢到了愛丁堡，她哪里都不想去，心中牽掛的只有一家街角的咖啡館。她根據地圖找到那個地方：啊，咖啡館不見了，改開中國餐廳了。十歲的小女孩，看著餐廳，眼中冒出怒火，然后傷心地哭起來。
　　
　　她要去看J。K。羅琳寫《哈利·波特》的那家咖啡館，感受當時失業的羅琳推著嬰兒車，在咖啡館中一坐便是一整天，把《哈利·波特》創作出來的具體過程。她已經長大，而且活在一個過于清醒理性的社會中；她知道不可能去找“九又四分之三站臺”，也沒有希望親臨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然而，在閱讀過程中，她身體里有強烈的沖動，要跟屬于哈利·波特的傳奇世界發生直接關系，所以她非去愛丁堡不可。
　　
　　我想我了解十歲女孩的渴望，還有她傷心哭泣的緣由。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朋友好心到機場來接。飛機抵達的時間離天黑還有兩三個小時。朋友就問：“你最想去哪里？趁天黑前先去吧！”我沒有要看白宮，沒有要看國會山，也沒有要去國家美術館，我興奮地講了兩條街的交會處。朋友一臉困惑，他知道那個地方，但是忍不住問：“那里什么都沒有啊！”
　　
　　我硬賴著朋友開車帶我去。車停下來，朋友轉過頭，提高嗓音說：“這里什么都沒有啊！”我東張西望，指向前面的建筑物，問：“那是一座停車場？”朋友回答：“老舊的停車場！”我接著說：“等我二十分鐘就好。”我隨即開門下車，朝停車場跑去。
　　
　　二十分鐘后，我心滿意足地回到車里，朋友一臉狐疑：“你到底在干嗎？”我沒有干什么，只是在尋求參與傳奇故事的感動。因為那段時間，我看了羅伯特·雷德福演的電影，講《華盛頓郵報》的兩個年輕記者，如何靠著鍥而不舍的精神，把一條看似無聊的小新聞追查到底，結果挖出了轟動世界的“水門案”，硬是將美國總統揪下臺。我又看了幾本講“水門案”的書，對新聞正義有著強烈認同。
　　
　　“水門案”里有一個神秘的情報人員，給記者伍德沃德提供消息。要找情報人員時，伍德沃德早上就將一盆小花擺在窗臺上，情報人員開車經過看到，當天深夜，他們就在一座停車場約定的角落會面。
　　
　　是的，我找到那座停車場，進入“水門案”故事的場景中，親近故事、感受故事，因而覺得自己的生命沾染了傳奇，就不再那么平庸無聊。我也設想過，如果那座停車場消失或改建了，我一定會馬上沉下臉，在心底暗罵。
　　
　　我們需要比平庸生活更豐富的傳奇故事，從而讓規律的生活變得可以忍受。《哈利·波特》和“水門案”都是傳奇故事，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如此不同。《哈利·波特》和“水門案”都引導我們想象和向往：如果生活中充滿這樣的戲劇性多好！人有追求生命戲劇性的本能，只是在我們成長受教育的過程中，這種本能往往被扭曲、壓抑，以為只有小孩才應該被這種戲劇性吸引，以為這種戲劇性有損現實利益。
　　
　　不，不會的。無論多么功利的算計訓練，都是無法磨滅人向往傳奇、尋訪故事經驗的沖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