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愛？相殺？
　　
　　類型學攝影的代表人物貝歇夫婦說：“我們的照片會給人們留下工業時代的記憶，這些記憶將隨著建筑物的拆除而消失。”在20世紀60年代，夫妻二人在灰暗的天空下用無情感、無表情、無瑕疵的構圖拍攝面臨關閉的重工業建筑群，這項拍攝活動持續了40年。
　　
　　他們于1957年相識，1961年結婚，從此開始了長達一生的攝影之旅。作為“貝歇學派”的創始人，貝歇夫婦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任教20年。他們影響了一代紀實攝影師和藝術家，但不是所有大師都能像貝歇夫婦一樣不離不棄。
　　
　　先鋒攝影大師曼·雷和攝影師麗·米勒就是愛而不得的典型代表。米勒在22歲時突然暫停自己的模特事業，搬到巴黎，為39歲的曼·雷當助手。二人開始了一段亦情人亦師徒的關系，米勒也成為曼·雷生命中最為傳奇的繆斯。她說：“當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同一個人。”
　　
　　后來，米勒開始和其他藝術家合作，逐漸獨立。曼·雷感到自己被拋棄。失落的他甚至拍了一張手里握著槍、脖子上套著繩索、將一瓶毒藥放在身旁的自拍像，以此威脅米勒回到自己身邊。
　　
　　曼·雷說：“你是那么的年輕、漂亮且自由，我恨自己既羨慕你又痛苦不堪。”3年轉瞬而過，麗·米勒并沒有繼續陪伴曼·雷，而是回到紐約開啟自己的創作生涯。這段關系雖然結束，但曼·雷的超現實主義風格深深地影響了米勒。
　　
　　師徒？伙伴？
　　
　　細江英公是日本戰后第一代現代攝影的教父級大師，他還有一個獨特的身份——攝影大師森山大道的老師。他在精心安排的布景中，用戲劇化的視覺語言探討生與死的主題，并拍攝了作品集《薔薇刑》。
　　
　　森山大道曾經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平面設計師。他在24歲時成為細江英公的助手，從此開始了一段頗為傳奇的師徒緣。
　　
　　他們做師徒的3年恰好是細江英公創作的黃金時期。森山認為，能見證《薔薇刑》的創作是自己運氣好，他說：“在一旁一直看著老師忘我地拍攝、創作的樣子，令我受益匪淺。老師那種專注創作的態度，是我學到的最深刻的東西。”
　　
　　和細江英公一樣，森山也為作品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專注于在街頭實戰，拍攝的作品角度怪異、畫面失焦，攝影風格亦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們二人對戰后的日本攝影產生了巨大影響。
　　
　　與細江英公、森山大道的師徒關系不同，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和愛德華·斯泰肯慢慢發展成了合作伙伴關系。
　　
　　最初，愛德華·斯泰肯的攝影技術十分糟糕。他在法國求學時意外地受到了“畫意攝影”的影響，回美國后便將攝影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
　　
　　斯泰肯在紐約創作的時候，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現代攝影之父”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這位伯樂十分欣賞斯泰肯并買下了他的3幅作品。不久后還邀請他為新創辦的《攝影作品》雜志設計標志，斯泰肯的作品也常常刊登于此。
　　
　　他們在1905年共同創辦了著名的“291畫廊”，探索攝影的新可能。斯泰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為現代攝影的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
　　
　　非黑即白？
　　
　　除了相互扶持，攝影史上還有許多對立的關系。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1952年發布了《決定性瞬間》，這本書除了為他帶來榮譽，也引來眾多批評。
　　
　　當時還不被認可的攝影大師羅伯特·弗蘭克在不久后發表作品《美國人》，提出“非決定性瞬間”理論，公開反對布列松。其作品中獨特的觀察視角和表現樣式引起軒然大波，他甚至指責布列松忽視了現實中那些平淡無奇、非戲劇化的時刻。
　　
　　在“決定性瞬間”風靡紀實攝影界時期，弗蘭克的這番理論一舉改變了現代攝影的發展方向。他說：“我只是認為我的‘瞬間’比布列松或其他人的更好。對照片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完美的構圖和布光，而是攝影家對他所見到的人和事物的感受。”
　　
　　當然，布列松和弗蘭克在60年前提出的這些理論并不僅僅是研究視覺的游戲，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定論，他們倆都是攝影界公認的巔峰。除了他們，還有許多攝影大師之間有著一拍即合或者辯論不休的復雜關系，這些豐富的關系使攝影史的發展變得更加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