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車來北京，在清華大學最老的建筑清華學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試。面試從早上持續到中午。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冷，呼出的白氣依稀可見，我卻從內往外冒著燥熱之氣，燥熱是因為覺得自己面試的效果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腦成了一個貧乏而絕望的考試機器，少年成名的驕傲已經全部褪去，我殘存的全部的內心世界，就是放在課桌左上角不銹鋼杯子上貼的勵志話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我往校門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點，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學怎么辦？來不了北京怎么辦？完全喪失了寫作和思維能力怎么辦？”校園很大，路長得沒有頭。
　　
　　半年之后，我收到錄取通知書，父母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擺了酒席，我和幾十桌我不熟識、以后也許不會再見的人碰杯，聽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無量”之類的話。
　　
　　后來，我收到《新周刊》雜志從廣州寄來的聘書。這一次，我躊躇滿志。我爸說：“有幾個年輕人能有你這樣的機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來北京的幾年，整理自己的光陰和作為，才覺得惶恐，甚至愧對“珍惜”兩個字。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大家談論的內容不再是當下，而更多的是拼湊各種道聽途說的消息，傳遞對風雨欲來的預測與恐懼。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我也開始用宏大的詞匯說話，俗世的樂趣，不再是常態，而是暫時逃避的去處。
　　
　　而現在，寫作對我來說越來越困難了。自己的文章還是以批判為主。作為批判者的寫作者，我陷入了魯迅那種尷尬的英勇的姿勢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另一方面，攻擊的對象卻縹緲虛妄，自己陷入鬼打墻一樣的“無物之陣”。
　　
　　而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復雜而多面的。因此，我寫下“中國”、“社會”、“時代”、“人民”之類的詞時，變得越來越心虛。
　　
　　我暫時放棄了對中國的總結，而去觀察個體，見微知著。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歷史”的墳塋里，總有一日，都成標本。做標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雖然這沒有浮夸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爭論來得吸引人，可不討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來下。
　　
　　前兩天和一個同學聊天，被他一句話觸動，他說：“這幾年，我覺得世界上要改變的事情越來越多，可我越來越明白，自己能改變的只是一小件。”匈牙利作家喬治·康拉德把這叫作“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階層為自己的權利和與之相伴的些許自由而奮斗，拋棄簡鄙的宣傳語言，尊重現在，而不是恐懼或夢想明天。
　　
　　我聽到同學這樣說，腦海中浮現出賈島的文案：“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實際上，我從未離開過故國，只是因為自己在長大，坐標在變化，坐標中的中國，也就隨之變化著。中國人擅長相忘，我和中國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