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些地方、部門，一旦有“突發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輿論引導”、“公關技巧”，如果事件沒解決好，多半會指責“輿論引導不力”、“公關無方”，而諱言處置不當。如此思維應對“突發事件”，實則是“本末倒置”。
　　
　　史上首家媒體誕生前，突發事件也時常發生。可那時官員手里壓根兒就沒有“媒體”，更談不上輿論引導，相反，突發事件中的“謠言”、“流言”卻可以滿天飛，輿情形勢和今天相比，并不見得好到哪里去。盡管輿情嚴峻，但妥善“處突”，歷來就是各級官吏責無旁貸的“第一責任”，但他們“處突”靠什么呢？亂翻歷史，能靠的辦法，正是當今政府一再強調的，處置熱點事件“解決問題是第一位的”……
　　
　　北宋熙寧四年，《免役法》在開封府試行。東明縣在試行過程中，因執行官員欺軟怕硬，搞權錢交易，在確認群眾“免役權”時嚴重不公，于是群眾結伙向知縣告狀，可知縣賈蕃拒不接受呈訴，于是事態開始升級。群眾就聚集到開封府上訪，可開封府也不受理，事態再次升級。上訪群眾掉頭擁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訴。數百農民“私闖”宰相府，在當時絕對稱得上“聳人聽聞”！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當不了宰相，王宰相當即表態：“爾等問題，定當妥當處置，務請各自回家！”群眾散去后，王宰相一邊嚴令東明縣迅速、公正解決問題，一邊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賈縣長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訴，引致京師喧嘩”，于是群眾皆呼“王青天”！
　　
　　這起案例起碼回答了兩個問題：沒有“輿論引導”或“危機公關”能不能解決問題？答案是：能！“處突”效果是否完美取決于什么？答案是：取決于為政者能否正視并解決問題！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黃不接之際，農家普遍缺糧，連吃飯都成問題。云南省保山縣縣長李偉烈不顧民眾再三“懇請緩征”和“借貸社倉存谷”的訴求，不僅封鎖社倉不許借貸，還下令要查訪民間儲糧，由此引發“鄉民聚眾鬧衙”。沖突高潮時，官民之間產生嚴重肢體沖突，傷者無數，此事引起各方震驚，云貴總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聞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對李偉烈“革職嚴審”；二是“緩征”并開倉借貸；三是待事態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為首倡議之人，即速嚴拿務獲，從重辦理”。
　　
　　既然突發事件有事態升級快的特點，那么“處突”速度就絕不能遲緩，否則就貽誤時機，導致更大的群體性事件發生。于是，在這起處突中，我們看到了：“第一時間”請示上級、第一時間“領導出面”、第一時間“解決訴求”、第一時間“嚴厲問責”，然后等事態平息后，再嚴懲鬧事的“帶頭大哥”。即使以現在的眼光看待，此次“處突”表現出來的方法和技巧，也應有資格進入今天的“處突”教材。
　　
　　其實，古代“群體事件”的起因，與現在大同小異。除了天災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為侵犯了群眾利益，如報災要賑、求免稅糧、反對科派勒捐、追討工費等政府不作為、亂作為的行為。
　　
　　當然，在過去“官本位”環境下，還時常會發生類似于“我爸是李剛”、“我爸是國法”等事件，即“弱勢群體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紳士欺壓”之事。那么，對這樣的突發事件，古代官員是怎么處置的呢？
　　
　　明萬歷年間，就發生過一起影響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剛”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剛”事件跟它比起來，那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如今的“李剛”是副局長，而明朝那個的“李剛”，竟是當朝萬歷皇帝的老師！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萬歷時，書畫家董其昌曾供職翰林，當過皇帝的老師，后辭官回鄉，因其了不得的經歷，地方官員對他趨之若鶩、畢恭畢敬。董其昌嘴邊經常掛著一句話：“當年我給皇帝當老師的時候……”此人才藝甚高但人品低下，種種惡行不勝枚舉，受迫害的鄉鄰屢次向官府告狀，但官府畏懼董其昌朝中有人，不敢過問。一天，董其昌的二兒子董祖常帶著家丁，強搶一名叫綠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眾阻攔。董祖常開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剎那間，多年積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點燃，最后，萬余群眾在“若要活得好，先殺董其昌”的歌謠中，將董府團團圍住。董其昌不知退避，還從“打行”雇來數百個打手助威。于是沖突驟起，有人將蘆席點燃拋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時逃走，才幸免于難。
　　
　　事后董其昌分別向縣、府、道、撫四級衙門告狀，但巡撫王應麟私下認為，這明擺著是一起典型的“因果報應，罪有應得”事件，加之唯恐如真追查，會激起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于是王巡撫因勢利導，采取了最能體現“處突”智慧的辦法：“虛張聲勢、外緊內松。”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