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新學期開學的日子，一個炎熱、焦灼的“三伏天”。空氣中漂浮的熱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靈的干涸與龜裂。晚上我夢見回到兒時，父親趁我睡著后正偷偷往我書包里塞著大把大把零花錢，而醒來后四周一片漆黑。事實上我還欠著學校千元學費。這欠著的債就是頭頂上方高懸的劍，隨時隨地會掉下來傷著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無論如何是坐不住了。

下午沒課，舉著一塊“家教”牌子，走四站路，我到了人群川流不息的“莎隆達天橋”，一站就是整整四個鐘頭。一位老婆婆走過，一位年輕人走過，一個干部模樣的人走過，一個手持“掌中寶”的人走過……千百張面孔從我希冀的目光中走掉，有些人停下來看看，又走了;有些人沒有停，只盯著我看;有些人沒有停，也沒有看。我渴，渴得厲害。役人理睬我，就像我沒有水來解渴一樣令人焦躁。熱浪發出它最后一次攻擊后，氣急敗壞地遠去，夕陽西下，一片微弱的殘紅籠罩天橋，籠罩我。“同學，找家教跟我來。”我抬頭望去，是兩個年輕人，二十七八的模樣。“也許是給弟弟妹妹請家庭教師。”我遲疑了一下，抱著一絲希望隨他們七彎八拐進了便河區的小胡同，隱隱約約聽到他們在前面嘀咕:“……長發··一白裙……”。到了人煙稀少的深巷，“害怕”二字直鉆腦海。“小姐，你是師專的吧!交個朋友吧!這兒沒什么家教……”我飛也似的拔腿就跑，身后是幾聲怪笑。回校的路上，我哭了，這算怎么一回事，這么大個人了，一個大學生了，還要被無聊的壞人騙來騙去，我這是怎么了?千辛萬苦，終于得到一份差事。可因為多嘴，又砸了。

教的是個9歲的男孩，開課第一天，我前腳剛踏進門，他劈頭就問:“喂，你打算管我多長時間t!’’我啞口無言。大約過了半個月，一天晚上補習時他不停地啃指甲，一道題我翻來覆去講r十遍，他還是啃指甲，一刻不停。“這是乘號，不是加號。乘號是士兵在休息，加號是士兵在立正站崗，別一不小心就看錯。”“我知道，我知道，煩死了!”男孩極不耐煩，十個指甲都啃禿了，還不愿把指頭從口里拔出來。我壓著火氣說了一句:“你不講衛生，沒人教你嗎?”男孩的母親—一個尖刻的女人恰巧拉門進屋，聽了最后一句話立刻把臉一沉:“沒人教也輪不到你教，我出錢讓你教他做作業，不是教訓他!什么大學生，不一干拉倒!”我掩上門，退出那個讓我傾注教學熱情的地方，在那扇門前，我足足站一r五分鐘。

半個月來，我的盡心盡職就這樣白白淹沒在一句“不干拉倒”中了嗎?一個大學生，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自尊就這樣被人踐踏?我想我沒有必要去要求半個月的工資，轉身離開。來到第一次“站崗”的那個天橋，橋下燈火連綿。

任淚水滴在橋欄上吧嗒作響，澆灌干涸的心田。陣陣涼風襲過，我想:我是一只蜘蛛，希望的網被風吹走了，我重新織;下一次又吹走了，我再織，我不停地織。這已不僅僅是還債所逼(9月25日，早上8點，天郎書社招聘辦公室。“為什么參加報名，你可是在讀學生?”老板從眼鏡上方盯著我。“我需要!”我很大聲地回答，干脆點好，我并不想談什么“熱愛這份工作”之類的話。還有什么詞比“我需要”更能表達思想感情呢?“很辛苦，從下午5點到晚上9點，不許休息。”“無所謂，為偉大作家站崗!”我微微笑著學軍人的口吻回答。“好了，最后一個問題，你認為我會付你多少錢一小時?”我暗暗吃了一驚，老板不停記錄的筆停下來，索性專門看我的反應，我一急胡亂答起來:“來之前沒想過，從1塊到10塊統統有可能吧!”“失之東隅，收人桑榆”，十天后，在我進入希望底層時，老板通知我馬上上班。就這樣，我成為天郎公司惟一的學生職員，一切是不是來得太簡單了?“小齊，你瘦了，注意營養!”班主任從后面趕上我關切地提醒著，“我有個同學，在中學當語文老師，最近太忙想找個助教，你是最合適的，每星期評改幾十篇作文，一個月80塊錢，別嫌少喲!”

說完她便匆匆進了辦公室，留下一絲關切、一份信任、一陣鼓舞讓我獨自回味，獨自感動。其實現在錢已不成問題，如果不好好努力恐怕我要欠下的或許是一筆心債。我有一雙失去后就會哭的眼，我有一張得到后就會笑的臉，幾個月的欠債和還債留給我的是怎樣的痕跡?我靜靜地沉思著，能說的只有一句:生命的坐標上，我在學習和生活的交叉點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