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不到世界，偏要給盲人開創一個新的天地。她從地球的另一邊來，為一群不相識的孩子而來，不企盼神跡，全憑心血付出，她帶來了光。她的雙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從中找到方向。
　　
　　在西藏拉薩，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開始認識自我，第一次開始擁有夢想，第一次能摸到有“色彩”的生活。為他們帶來這一切的，是一位同樣失明、來自萬里之外的德國女子，蘇珊·薩布利亞·坦貝肯。
　　
　　向往拉薩的盲眼姑娘
　　
　　1970年，薩布利亞出生于德國波恩附近的一個小鎮，兩歲時被診斷出色素性視網膜病變，12歲終致失明。在她失明前，媽媽曾有意識地讓她多看些照片。薩布利亞說，直到現在，那些照片的影像還偶爾會出現在夢里，但卻是模糊的，好像被水浸濕了一樣。
　　
　　經過不懈的努力，薩布利亞考入了德國波恩大學。她在大學里學習了英語、計算機、歷史和文學，并且在研習中亞學時，依靠電腦聽音分析器專門學習了藏文。薩布利亞堅信盲人和正常人一樣也能做很多事，而這也是她在1998年只身來到拉薩旅游的原因。
　　
　　薩布利亞喜歡這座沉浸在歷史和信仰中的圣城，即使看不見，她也能感受到這里綿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氣、閃耀著金光的寺廟和那些三步一叩向大昭寺緩緩前行的信徒。在薩布利亞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她曾記述道：拉薩是一個又熱鬧又空曠的城市。
　　
　　但也是在拉薩，薩布利亞知道了一個令她感到震驚的現實：在當地人的信仰里，盲人是因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懲罰，惡靈駐進了身體奪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當地象征著一種厄運，有的在生下來時就被溺斃；而活下來的，也在周圍人的冷漠甚至殘酷的對待中體會不到一點做人的尊嚴。薩布利亞決定留下來，想為這里的盲人做點什么。
　　
　　在拉薩的一家名叫巴朗學的旅館里，薩布利亞結識了荷蘭人保羅·約翰內斯克朗寧，即她后來的丈夫。在來西藏之前，保羅在非洲當義工。
　　
　　薩布利亞告訴保羅，她希望在西藏辦一所盲童學校，保羅回答說，如果籌到資金的話，他愿意立刻加入。“那么，我去看看這里的盲童們的情況，”薩布利亞說，“路上還要跟人們聊聊天。”
　　
　　薩布利亞沒有乘坐越野車旅行。她租了一匹馬，騎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貢。
　　
　　當時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馬，執意要做向導。“這里沒有很多樹木對騎手構成危險，而且‘馬有眼睛’。”薩布利亞認為獨自旅行不是什么問題，“必要時問問路就可以了。”她說。在拉薩的色拉寺里她就是這么做的，讓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指給她方向。
　　
　　在孜貢，薩布利亞了解到：當地人固執地認為盲童說不了話。有個孩子五六歲了，父母把他綁在床上，由于沒有運動，孩子的肌肉缺乏發育，看起來就像4歲那么小。薩布利亞在孜貢找到的第一個盲童很自閉，她認為周圍的人都是壞人，還向她扔石頭。
　　
　　當地人見到薩布利亞很吃驚，他們說：“盲人不可能會騎馬！”
　　
　　要堅強，更要快樂
　　
　　西藏之旅的一個月后，1998年6月，薩布利亞把建立西藏助盲項目的構想向德國政府做出了申報，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德國政府的贊助。1999年，薩布利亞的學校終于在德國政府的贊助下建立了，而保羅也兌現了他的諾言，陪在薩布利亞的身邊。
　　
　　最開始，學校只有6個孩子，他們大多是薩布利亞騎著馬找到的。她找到的第一個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閉，認為周圍的人都是壞人。當她背著木桶去泉邊打水時，有人會幫助她，另外一些人則會扔石子打她。“他們扔石子，我會受傷，但是只能哭，哭出來會痛快些。”一個名叫丹增的孩子境況則好一點。因為普通學校不收盲童，丹增只好在村子里替人放羊。他在山上數周圍有多少只羊，多少頭牦牛，從來不會出錯——他給它們都系上了鈴鐺。丹增很有自信，甚至很驕傲，并不因為自己是個盲人而感到恥辱。
　　
　　“鼓舞對孩子們很重要，”薩布利亞說，“而且他們需要快樂。”
　　
　　和其他學校不同，這里每堂課的間休時間足足有一個小時，薩布利亞喜歡趴在二樓露臺的欄桿上聽孩子們踢足球。當球滾動時，裝在球里面的鈴鐺發出聲響，就會有很多孩子朝著響聲擁過去。有時，學校里那只藏獒也會參與進來，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孩子們只好側耳聆聽，互相詢問：“球呢？球呢？”
　　
　　“我聽到他們大聲喊叫的聲音，Woo！Ah！Hu！”薩布利亞興奮地說，“我知道他們在這兒非常快樂。”
　　
　　在盲童學校，孩子們不僅要接受初級的學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訓練，還必須接受一些適合盲人從事的職業技能培訓。最常見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編織，如果具備相關的天賦，孩子們還可以學習醫療和看護。
　　
　　羅布是個心氣兒很高的孩子，12歲時他第一次來到西藏盲童學校，就向別的孩子們宣布：“我要當出租車司機。”然而，年齡的日漸增長粉碎了他最初的志向。“現在我知道我永遠也當不了出租車司機了，”他說，“但是我可以經營一家出租車公司。”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羅布這么樂觀。“學習有什么用？”他們偶爾會抱怨，“以后還不是一樣找不到工作？”
　　
　　壯來自越南，是服務于國際NGO組織“OneHeart”的一名婦科和兒科醫生,最近在培訓中心里幫忙教孩子們學習按摩。“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開心的地方,拉薩市最快樂的地方,”壯說,“但它并不是伊甸園。”
　　
　　壯說得沒錯,孩子們不能一輩子都留在學校里。值得欣慰的是,從學校畢業以后,不少孩子找到了謀生的方法：多吉和強巴兄弟是2000年來到盲童學校的,回到家鄉后開了一家茶館。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遺傳性失明,家里的生活從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濟,如今他們能自食其力,讓全村人驚詫不已。另外一個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館里當翻譯,據說現在“很神氣”。
　　
　　“明亮的雙眼”感動中國
　　
　　盲童學校的組織工作主要由薩布利亞和保羅所在的“盲文無國界”組織負責,資金主要來自包括德國政府在內的各種機構、財團、基金會和個人,萬科的董事長王石也是其中之一。
　　
　　2003年,王石因為攀登珠峰在拉薩做短暫停留,當地的朋友車剛向他提起這所學校,并建議他去看看。王石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態是：“覺得無非就是給點錢。去的時候也是帶著一種給予者的優越感去的。”
　　
　　但這種“優越感”被盲童們的歌聲給徹底瓦解了。他不禁問自己,“面對相同的境遇,我是否也能像他們那樣笑對人生？”
　　
　　王石突然覺得——真正給予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面前這些可愛的孩子。
　　
　　的確,薩布利亞和保羅正為世人培養著一批“給予者”。在美術課上,保羅會對拿著畫筆不知所措的孩子們說：“你們都是這里的畢加索”；每天晚上薩布利亞都會像母親那樣對每個臨睡前的孩子輕輕說一聲“Goodnight”；在數百公里之外,位于日喀則盲童學校的農場里,更多的孩子在學習著織地毯、打毛衣、放牧、種地、擠牛奶,甚至還有孩子用從荷蘭學到的技術制作奶酪……
　　
　　每個人都是給予者,同時又都是被給予者,是愛和夢想創造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人類的幸福或許就在這兩者的轉變之間,所以薩布利亞才會說：“這不是付出,而是快樂。”
　　
　　2010年2月11日,薩布利亞被評為“2009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感動中國推選委員會委員涂光晉這樣評價她：“她是當代的普羅米修斯,雖然自己看不到光亮,卻給遠在異國他鄉的西藏盲童帶來了光明與希望。”
　　
　　如今,盲童學校大概有60多名學生,按照學齡分為老鼠班、老虎班和兔子班,開設的課程有英文、藏文、漢語、計算機、美術和音樂等。為了讓孩子們認識自己民族的語言,薩布利亞在劉易斯·布萊葉發明的盲文基礎上創造出藏盲文,并發明了藏盲文打字機,而這些孩子也“有幸”成為西藏第一批能閱讀藏盲文的人。現在,孩子們每天在課堂上敲擊著打字機大聲朗讀著字母和單詞,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著流利的英語和前來探訪的外國人交談。
　　
　　隨著盲童學校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幫助日趨成熟,保羅和薩布利亞開始憧憬新的夢想。“我夢想著和薩布利亞去印度”,保羅說：“在那里我們會修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自己裝修,連家具都自己設計。”薩布利亞連忙補充道：“那前提一定是得找到合適的人（繼任校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