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被傳統銀行視為“野蠻人”，互聯網金融仍以“技術穿越了制度限制”的方式實現了崛起。
　　
　　倒逼銀行改革，推動利率市場化，帶來普惠金融，作為互聯網金融代表的余額寶可謂“攪活了一池死水”。在遭遇取締的輿論風波后，“XX寶”、“XX通”互聯網金融產品風起云涌。
　　
　　隨著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收益率持續下跌，對余額寶類“寶寶”加強監管的呼聲漸強。不過，監管什么、如何監管，著實考驗著管理層的智慧。
　　
　　存款“搬家”
　　
　　在合肥從事會計工作的王潔，2023年歲末將攢下來的1萬余元錢存入余額寶賬戶，如今時間已過去3個多月。
　　
　　和那些每天早上起床就關注收益的人不同，由于存入數額不多，王潔很少關注余額寶里每天的收益變化。不過，當看到自己3個月獲得100多元收益時，她還是十分欣喜。
　　
　　由于擔心資金安全，王潔的很多朋友、同事并不愿意嘗試余額寶。令她沒想到的是，就全國而言，她只是8100余萬余額寶用戶中的一員。此外，從去年6月正式上線算起，不到9個月時間，余額寶規模已過5000億元。
　　
　　如果在以前，這些錢的去向很可能是銀行。近日，中國民生銀行副董事長劉永好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余額寶讓銀行存款搬家。
　　
　　針對“存款搬家”的現象，有分析者提出一個佐證：此前央行公布的2023年1月金融統計數據顯示，當月人民幣存款銳減9402億元，同比少增2。05萬億元。
　　
　　日前，筆者參加了一場“余額寶類‘寶寶’法律和監管問題研討會”。
　　
　　會上，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紅冰談到，支付寶并非搶銀行飯碗，彼此應是協作、共創與合作的模式。“余額寶是戰術產品，而非戰略產品。”
　　
　　“銀行存款‘搬家’現象是客戶自主選擇的結果。”天弘基金高級策略分析師劉佳章對記者說，電商比銀行更在意客戶體驗和服務，這也倒逼銀行的革命與進步。
　　
　　統計數據顯示，余額寶用戶人均持有金額在4000元左右。“和以往的基金產品相比，余額寶的優勢在于草根性。”劉佳章說，銀行傳統理財產品準入門檻較高，最低也在5萬元以上，而余額寶實現了讓理財普及到“1元起”。
　　
　　當然，收益率是影響消費者選擇余額寶類“寶寶”的關鍵。王潔坦言，當時選擇余額寶就是看重其超過6%的高收益。不過，余額寶收益率已20多日持續走低，這讓她有些擔憂。
　　
　　收益與風險
　　
　　以3月10日的數據來看，余額寶的7日年化收益率為5。7160%。與此同時，多個“寶寶”類產品收益率普遍呈下跌趨勢，多數都已跌破“6”時代。
　　
　　“如果收益率跌破4%，可能會選擇其他收益較高的理財產品替代余額寶。”談及收益率變化下的選擇，王潔說。
　　
　　“6%以上的收益率是不正常的，從過去的貨幣基金市場表現來看，3%—4%才是正常收益水平。”在劉佳章看來，此前6%的高收益率只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去年起開始利率市場化，而利率市場化初期會導致貨幣基金利率普遍較高；加之去年6月份央行縮減貨幣，也助推貨幣基金利率升高。
　　
　　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可能會對不同規模“寶寶”的收益率帶來不同影響。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陸琪分析說，即便存款利率市場化后，“店大欺客”或“客大欺店”的現象依然會存在。體量大、議價能力相對較強的產品，可能不會受太大影響，但許多跟風的“寶寶”就有可能受到影響。
　　
　　不過，規模大也意味著潛在風險的增加。“隨著余額寶規模越來越大，短短數月時間就增長到幾千億元的規模，原來規則體系下不成問題的事情，也可能會變成問題。”高紅冰坦言。
　　
　　雖然頂著互聯網金融的帽子，各類“寶寶”本質上依然是貨幣基金。這意味著，貨幣基金具有的風險，“寶寶”們同樣具有。
　　
　　“貨幣基金的風險有兩類。”劉佳章說，一是大規模的贖回，造成流通性問題，這對于所有基金產品都是如此。二是由于貨幣基金的投資領域方向之一是債券，債券市場波動會對配置債券份額較大的貨幣基金造成影響。
　　
　　此外，有些基金產品銷售中誘惑性的宣傳，過分強調高收益而未提醒潛在的風險。中央民族大學一位法學教授對記者談及自己的疑慮：百度百發“團結就有8%”的宣傳語，暗示收益或將超過8%。這樣的宣傳是否會誤導消費者？監管部門對此是否該加強監管？
　　
　　從取締到監管
　　
　　被網友奉為“草根理財神器”的余額寶，自推出以來就伴隨著諸多爭議。
　　
　　支持者認為，余額寶帶來了普惠金融，推動了利率市場化，應當給予鼓勵和支持；而反對者則斥之為“金融寄生蟲”、“吸血鬼”，應當堅決取締。
　　
　　無論爭論如何，決定余額寶命運的還是來自監管層的聲音。“決不會取締余額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表態，被視為余額寶存廢爭論的終結。
　　
　　取締風波后，加強監管的呼聲漸強。對于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日前，支付寶公關總監陳亮在微博回應稱，“余額寶從誕生第一天就得到了監管部門的大力指導和有效監管：誕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計得到各種監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
　　
　　除了作為金融監管部門的“一行三會”外，最高法院也在調研如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規范。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最高法院目前正在組織調研，研究如何采用相應的司法政策規范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針對利用互聯網金融進行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侵害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將進行嚴厲打擊。
　　
　　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創新，很多時候意味著對原有規則的突破。“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會長郭峰說。
　　
　　他認為，我國正處于轉型變革時期，也是金融領域改革創新的特殊時期，不能用傳統的觀念和思維看待互聯網金融，對網上的非法詐騙、非法集資現象要加強監管，而對一些金融創新模式的探索，在執法中不能機械地照搬法條。
　　
　　在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大背景下，就余額寶類“寶寶”的監管而言，郭峰認為，應該在產品監管、信息披露、規范合同、強化經營者責任等方面著力。具體而言，依照產品功能性進行監管，監管機構間要各司其職，不要推諉，銷售時要做到充分地信息披露，明晰潛在的風險；同時，規范格式合同，對于監管機構、行業自律機構、司法機構，加強效力的確認與監管，并強化經營者對消費者投資安全的保障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