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父親破舊的自行車的后座，穿過北京的大街小巷，我們在找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我們知道大致的方位，但還是迷路了。
　　
　　當我們騎車穿過這個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陽做比較。在沈陽，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小鋼琴家，我的照片還上過報；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陽，父親是一個身居高位的警官，別人對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沒人理睬他，他只是一個騎著一輛二手自行車，車后帶著一個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陽，我們認識每一條街道、每一條馬路，我坐著他的警用摩托車穿過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們隔幾分鐘就迷一次路。在沈陽，一切都在我們掌控之中；在北京，我們的生活卻是一團糟。
　　
　　父親說：“你和這個老師見面，應該會很順利，她會看到你的才華，教你如何提高。你會有長足的進步，一年半后就能考進音樂學院，那以后，你的老師都會是國內最好的老師。所以你一定要給這個老師留下好印象，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彈得十全十美。”
　　
　　琴彈得像個自殺的武士
　　
　　從我和我的新老師見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氣。“發脾氣教授”——我給她起的名字——沒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個頭很矮，手非常小，對我的彈奏沒有任何反應。她從沒有說過我有任何天分或潛力。像大多數聽過我彈琴的音樂家那樣，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贊賞的話。每當我彈完一首曲子，她就會點點頭，說：“還湊合吧。”
　　
　　上完課，我坐上自行車的后座，我們倆騎著車融入了車流。空氣污染在午后開始蔓延，天空臟臟的，帶著一抹褐色。我說：“我不喜歡她。”
　　
　　父親吼叫著回答說：“你不需要喜歡她。你只要聽她話就行。”
　　
　　我在北京這個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發脾氣教授上課、練琴、上小學。
　　
　　我不在乎練琴。發脾氣教授教我學很高深的曲子的時候，我喜歡那分挑戰。如果我學得很快，我知道她會注意到的。
　　
　　但到最后，我也從來沒能讓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處，如果她注意到了，也從來沒有對我有任何表示。她對我表達的唯一的情緒是失望。
　　
　　她會說：“你的節拍不對。你的短句劃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達的是什么。”
　　
　　“你這琴彈得像個到最后自殺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這琴彈得像個種土豆的農民。”
　　
　　“你這琴彈得白開水一樣，一點兒味道都沒有。你得彈起來像可口可樂一樣。”可口可樂那時剛剛在中國上市不久，很受歡迎。當我問她怎么彈才能彈得像可口可樂時，鈴聲響起，她對我說：我的課結束了。
　　
　　暖和的日子沒持續多久，天氣很快轉冷。公寓里沒有暖氣，一絲暖氣都沒有。我們靠著母親按月從沈陽寄來的錢維持生計，可那一千來塊錢剛夠我們交房租，付鋼琴課的費用，買蔬菜、雞蛋，偶爾買一塊雞肉。我們連買一臺小型取暖器的錢都沒有，當然電視就更不用提了。在我練琴的時候，父親給我穿上厚厚幾層衣服，我會穿上兩條褲子，兩件襯衣。彈琴帶來的熱力讓我的雙手保持溫暖。事實上，我常常彈琴彈到深夜，這樣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凍得我睡不著。為了確保我能睡得好，父親會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會兒，把床睡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練琴并不僅僅是生存的策略，練琴對我，還有對父親來說，都是一種本能的沖動。他反復說：“如果你練得再勤奮些，你最終會讓老師高興的，你必須盡全力讓老師滿意。”我無法忍受達不到她的期望。如果這意味著我必須更辛苦地練琴，那也沒什么。然而要去討好這個從來不覺得我有任何優點的老師，這個想法也同樣讓我無法忍受。
　　
　　有什么事情不對勁了
　　
　　即使在我絕對確信我已經掌握了一首高難度的舒伯特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的時候，發脾氣教授仍然坐在那兒，無動于衷。
　　
　　她會抱怨說：“少了些什么。”但她從來不說到底是什么。
　　
　　我的挫折感不斷在加劇。父親不再說我練琴沒練夠，因為很清楚我練琴是足夠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著我，監督我的每一個動作，他意識到有什么事不對勁了。
　　
　　那一次，父親和我得頂著雷暴和沙塵暴騎車去發脾氣教授的琴房。在春天，強風把骯臟的黃沙從戈壁灘一直吹到北京城，我們渾身都被沙塵覆蓋著。雨一下，雨水就把塵土粘在我們的臉上和衣服上。雖然我穿著我的黃雨衣，但每次自行車騎過一個水坑，污水還會濺得我滿身滿臉。等我們到的時候，我渾身全濕透了，臟兮兮的，父親也一樣。我們在冷風中直打哆嗦，但發脾氣教授沒有問我們需不需要毛巾。
　　
　　父親說：“教授，如果您讓我們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開始給您彈琴了。”
　　
　　“沒這個必要了。”她說，她的聲音比冰還要冷。
　　
　　父親問：“為什么呢？”
　　
　　“我已經決定不再教你兒子了。”
　　
　　死一樣的沉默。
　　
　　我感到淚水盈滿了眼眶，我看到父親的眼圈也變紅了。
　　
　　他說：“這我不明白。我的兒子是個天才。”
　　
　　“大多數學鋼琴孩子的父母都認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絕大多數孩子都不是的。郎國任，你的兒子不僅離天才差得太遠，他連進音樂學院的才華都沒有，我看恐怕他是不可救藥了。”
　　
　　父親爭辯說：“但是教授，他贏過比賽，有關于他的各種報道。在沈陽他很出名。”
　　
　　“沈陽不是北京。”
　　
　　“您一定得再考慮一下，教授。我們全部的賭注都放在這孩子的才華上了。我放棄我的好工作，到這兒來住在一間小破房里，就是為了您能教他。”
　　
　　“郎國任，對不起，但是我主意已定。現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走出來時，渾身仍然濕淋淋的。我們又走進了雨中。我抱著父親的腰，騎車回到公寓。一路上，我哭個不停，我作為音樂家的生命就此毀滅了，我的未來崩潰了。當父親跨下車時，我看不出他臉上流著的是雨水還是淚水。那也無關緊要了，什么事都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