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文化的價值估計不足，往往是妨礙我們重視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因素。齊文化和魯文化各有特色、各有側重，它們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風格和文化傳統。

相對而言，齊國的商業比較發達，所謂“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這就塑造了齊人勇于開拓的變革精神、全面開放的寬容心態和重視物質利益的功利追求。如齊國“因俗簡禮”的“修政”策略，反映出齊文化崇尚變革的精神。商品經濟從本性上說就帶有開放的要求，其交往性質決定了商品交換條件下人們的開放意識，而“天下商賈歸齊若流水”，就是齊國經濟開放特征的真實寫照。在學術和文化層面上，稷下學宮開辟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局面，體現著典型的文化上的開放與寬容。商品經濟對血緣關系的沖擊，也必然削弱倫理道德在人際關系中的約束作用，使人們更重視物質利益和功利滿足等世俗化的訴求，由此決定了齊文化“尊賢尚功”的文化價值取向。

魯文化是在典型的農業社會基礎上孕育形成的，體現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建構起來的宗法社會的特征。血緣關系最為有效的調節方式就是倫理道德，因而在宗法社會中人們總是選擇道德本位主義的價值取向。在義利關系問題上，魯文化顯然是把義置于至上地位，重義輕利，從而設定人的最高價值理想。

齊魯文化兩相比較，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它們一張一弛、一揚一抑所形成的張力結構，對于正在走向現代化的我們所面臨的文化選擇，對于培養健全的文化意識，都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批判地繼承并弘揚齊魯文化傳統，對于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都有借鑒意義。孟子曾經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這句話對于我們今天正確理解“德”與“法”的關系、合理把握社會生活中自律與他律之間的關系，都具有重要啟迪作用和現實針對性。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充分發掘和利用地域文化優勢，在山東真正實現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強省跨越的目標，這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使命。